極右派的崛起,是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導致貧富差距,以及大國衰落導致國族主義復興所帶來的結果。而究其根本原因,則是人們打從心底對現實不公平的憤怒,以及對未來充滿未知和不確定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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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總統選舉塵埃落定,被稱為“阿根廷特朗普”的極右派候選人米萊獲得勝利,跌破眾人眼鏡,也再次顯示出極右派勢力的急速擴張,讓這個原本就已經紛擾不斷的世界更加增添了變數。
米萊的當選預示著這個拉美國家經濟和機構的巨大變革。一直以來阿根廷都奉行較為左派的庇隆主義政策,但這也導致政府債臺高築,產業無法升級換代,過度依賴農產品。正當選舉如火如荼之際,選民面對的是一個債臺高築和通貨膨脹率接近150%的國家,可想而知民怨究竟會有多麼嚴重,以至於讓“反體制”且非常激進的極右派候選人米萊能獲得高票當選。
但米萊也確實是非常“非主流”的政治人物。從政兩年來,他一直承諾要對阿根廷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包括廢除所謂的阿根廷“政治種姓”;“電鋸式”大幅削減公共開支,關閉一些部門,以至於民眾以電鋸作為米萊的象徵符號;他還承諾用美元取代比索(peso)貨幣,以控制這個拉丁美洲第三大經濟體高達143%的通脹率;反對政治精英的他也不斷高喊著“自由萬歲”,“讓他們都滾出去,一個也不留!”這樣看來,說他是“阿根廷特朗普”還真是一點都不為過。
而真正的特朗普也沒閒著。儘管目前的他官司纏身,但由於美國也面對通脹問題,加上薪資停滯不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導致國內有好幾千萬人必須舉債度日,離“美國夢”越來越遙遠。這些在現代社會中被遺落的人們成為特朗普說話的底氣,讓特朗普不需要檢討自己上屆大選的失敗,不需要面對官司纏身的窘境,反而在各路民調上都領先對手拜登。
對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無論是阿根廷的米萊、巴西的博索納羅,或是美國的特朗普,都是讓國家陷入災難的政客,但對於處在經濟困境,無論怎麼努力也只能勉強度日的民眾來說,這些口出狂言、放蕩不羈,揚言要打破現有規則,回到昔日榮光的政客卻是他們的“另類選擇”,不僅道出了他們心中對這個世界的怨恨,更是他們的救贖。
畢竟無論這些政客的政策是否可行,對他們來說反正生活已經糟的不能再糟了,但萬一這些政客改進了他們的生活呢?換句話說,他們卑微得只能拼這個“萬一”,他們已經沒什麼可以失去了。
極右派的崛起,是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導致貧富差距,以及大國衰落導致國族主義復興所帶來的結果。而究其根本原因,則是人們打從心底對現實不公平的憤怒,以及對未來充滿未知和不確定的恐懼。這樣的恐懼和憤怒演變成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很委屈、被世界虧欠,於是開始反體制,甚至訴諸暴力行為,導致社會的暴力事件增加。暴力事件的增加又反過來增加民眾的不安全感和憤怒,於是極右派強化執法和安全的論述更加受到歡迎,形成惡性循環。
回到我國,我們也正在被另類的“極右派”裹挾。幾十年來我國都飽受宗教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困擾,但若我國能擺脫城鄉和貧富差距,控制好通脹水平,管理好財政和行政效率,而不是隻會畫大餅講數據,只會分豬肉和貪汙舞弊,那是不是其實宗教主義和種族主義就不會那麼容易出現一呼百應的情況?我們也不必將未來寄託在那些虛無縹緲的口號上。
阿根廷的喧囂過去了,很快米萊將面對現實。改革從來就不是喊喊口號就可以,否則幾年後會有另一個人橫空出世,喊出更響亮更極端的口號,到時民主將變成演員之間的競賽,政策和國家將不再重要。
阿根廷如此,美國如此,我國也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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