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恆／《完全救贖》重新審視精神病學
談起精神病，我們無法繞過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他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所謂的瘋癲只是因為人們無法定義文明，所以將所有的不文明都放進了瘋癲之中。事實上理性才是不存在之物，人們只是用不理性去定義理性而已。”時至現代，精神病學仍然備受爭議。1972年，心理學家羅恩漢森招募8個精神正常的實驗者，謊稱幻聽，結果其中7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患者”一旦被標籤為精神病，其人的行為舉止皆被歸納為疾病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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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精神病真的是依靠主觀判斷的偽科學嗎？在這個基礎上，意大利戲劇《完全救贖》（Everything Calls for Salvation）講述某個患有嚴重抑鬱症的主角丹尼爾因為吸食毒品，產生暴力傾向而被勒令入住精神病院一週。本劇只有7集，每一集是一天，呈現主角入院後所發生的心理變化。他在那裡結識了另外5位同房病友——躁鬱症的Gianluca、陷入植物狀態的Alessandro、身體精壯結實的前軍人Giorgio、和藹睿智的教師Mario和每天叫喚聖母瑪麗的Madonnina。
展現真實的自己
7天的幽禁，丹尼爾漸漸轉換心境，享受在精神病房的日子。以劇中角色的話來說，他們都是“同處一片風暴中的人”。Gianluca的治療期結束後，他甚至向院方申請多逗留一天，說外面的世界更可怕。丹尼爾感嘆：“這裡的瘋狂只是小小的樣本。外面所要面對的問題每一天都不同。”劇集有一個橋段，所有病友幻想自己成為一艘遠洋郵輪的船員，歡歌熱舞，盡情展現最真實的自己。其中呼應的應該是著名的德國文藝著作《愚人船》，以111個愚人的故事，諷刺世界充滿各種愚蠢和弊病。
愚人船確實存在，它把瘋人從一座城鎮載往另一座。回顧人類的瘋癲史，福柯認為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社會對瘋癲的態度還算寬容，頂多用愚人船將瘋癲者放逐。直到17世紀至18世紀，瘋癲才受到更殘忍的對待，因為在啟蒙時代，瘋癲被視為與理性勢不兩立的敵人，成為體制全面壓制的對象。1656年，法國頒佈了建立總醫院的敕令。總醫院不是一個醫療機構，而是一個半司法機構，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此類機構被賦予權力，禁閉“不正常”者，併為其提供工作機會，是一種政治治理的控制工具。
精神病成立的前提是，必須理清“正常”與“非正常”兩者的定義和界限。劇中網紅女病友指控：“生活毫無意義。有些東西有意義，但那是對別人而言。”院中智者Mario說：“詩人、藝術家和瘋子都有一個共同點，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們看什麼，怎麼看。”借精神病友的故事和言辭，劇組嘗試解構精神病學的權力。
反思精神病定義
世界總是期待每個人都要和眾人一樣，稍有“越軌”，即是瘋子。Gianluca的父親因為不喜歡他的娘娘腔舉止，隨便以精神病的罪狀將之送院。劇中有個小橋段特別有意思，某日主治醫生問診丹尼爾，竟然因為太多病人，拿錯病歷和丹尼爾交流好長一段時間，曝露出精神科的模稜兩可。同時，劇中的醫生和護士亦有一定程度的心疾，讓觀眾再度反思精神病的定義。
相比起往日“汙名化”精神病患，我倒認為此劇有“過度神聖化”精神病人之嫌。劇中病友足以組織大合唱的行動力，是真正精神病患所不具備的。就像有些文藝作品喜歡將自閉症神化成阿斯伯格綜合症天才，誇大精神分裂患者的想像力，也是一種偏離事實的呈現。《完全救贖》的精神病院防衛極其鬆懈，病人進出自如，病友之間愉悅交談，都是對精神病房過度正向的再現。
精神病學仍是一門定義的藝術，而定義總會衍生標籤化的風險。既然專家握有定義的權力，更多精神醫生的出現，其實更有助開創check and balance，相互制衡的環境，就像劇中的醫生每天輪流診治病者，才能將診斷的公平性最大化。臺灣精神科醫生兼作家阿布寫過：“診斷是標籤紙，是地圖上用紅筆標註的記號，每個人都是形狀不一的島，按圖索驥，讓我們在能相互對話的標準上，快速地定位島的地點和輪廓。”
問題是，多少人有能力，或者願意撕開標籤紙，透視標籤紙覆蓋之下，那座島上的細節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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