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於吉蘭丹馬來社群的林天英,自小就展現過人的馬來文學書寫天賦。在中學馬來文學讀本上,總有這麼一個名字“Lim Swee Tin”,他寫文學評論、散文、詩、小說,更在今年奪得2023國家詩人獎( National Poet Award)。
父親是中國福建潮安移民,母親則具有暹羅血統,他形容自己從小就在一個“文化混淆”的時空中長大。國家文學獎得主Usman Awang說過:“在馬來西亞,只有Lim可以寫像我一樣的詩。”他們情同兄弟,在Usman Awang病危之際更是千萬叮囑林天英不能放棄寫詩。那究竟是怎麼樣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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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蘭丹萬捷(Bachok)裡有一個名為Tawang的小漁村,正是林天英出生的地方。7個孩子中,他是家中長子——“對老一輩華人來說,長子嫡孫很重要,可是暹羅人更喜歡女兒,因為覺得人老了只有女兒會陪在身邊。我總感覺自己在一個‘文化錯亂’的時空里長大,”林天英笑說。
初一十五,傳統的父親會依據華人習俗帶他們去拜拜;這樣的錯落也在味蕾,父母二人都擅長料理,白天吃父親的拿手小菜,晚上則是母親的泰國餐。“但一直以來,我對母親那頭的文化習俗有更多感受。”
“你大概知道了我的歷史。我想說中文,但那不是真正的中文;我嘗試說暹羅話,那也不是真正的暹羅話。”文化與身分混沌未明,於他而言更是不停流動與轉換,“雖然我對華人習俗不熟悉,但父親說新年不能穿黑色的衣服,我就聽他的穿紅色。過去,好像都在混淆中度過。”
然而年過70,除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他也更能確定自己的身分——偏向一種中性的狀態。當他對兩邊宗教信仰與哲學明白更多以後,最終指向的是一件事,即善與慈悲。鄉村的人性淳樸,善意瀰漫整個村落,就像佛寺裡的風俗。
從Menora藝術透露出的態度
距離Tawang 4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名為Balai的農村,也是林天英母親的家鄉。在那偏遠的小村裡有兩座佛寺,母親的家就在佛寺隔壁。上學日他住在小鎮,週末便回到Balai並把整天的時光都耗在佛寺裡。
僧人在寺廟裡講經,信徒禮拜;有時也會有宴會、舞蹈練習,在他記憶中極其熱鬧。“暹羅人去世以後,他們的家人會把遺體帶來寺廟,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夜晚,外婆點一盞燈,林天英便跟在她身後走一段漆黑的路到寺廟看Menora排演。Menora是馬來西亞暹羅後裔的傳統戲劇,特別在玻璃市、吉蘭丹和吉打等州流傳,表演中包括歌唱與舞蹈。
林天英從書裡抽出幾張他幾年前演出Menora的照片,只見眼眉處抹上濃豔的妝容,一頭捲髮頂著金黃色的頭飾,垂下兩條印度茉莉花環。事先與他確認能否刊登這些照片,他回答:“為何不?這不是錯的。”
1998年,吉蘭丹州正式禁止瑪蓉舞、皮影戲、麥普特麗、默諾拉等傳統表演,原因是不符合伊斯蘭教義。2019年,這些民間藝術獲有條件解封——唯須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要求和準則。
在妖嬈的肢體動作之下,這種傳統舞蹈只能由男性演繹。“舞蹈中涉及一些咒文,他們相信女性月經會使咒語失效” ,因此這些少年從5歲開始就要被訓練成為一個女人。神態、姿勢、肢體,“到12歲他們完整了,就能像一個女性那樣走路,並且蓄一頭長髮。當然,如果有時得到資助,他們還能把頭髮燙卷。”
Menora象徵一個暹羅村落的榮耀,也讓社群間連接,互相認識。儘管Menora的舞者在藝術上是英雄,得到村民認可,但依舊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是農民、工人,所以買不起像我這樣的化妝品,到了1974年左右這門藝術在我成長的地方几乎被抹去了。”
當年還沒上小學的林天英就坐在臺下看舞者排練,他的想像隨之而生。“這樣的舞蹈太美了,我想為什麼我不能穿上這個服裝?他就像量身訂造的角色,我想自己應該也可以演吧?這些年後我做到了,這就是我的態度。”
在痛苦中 與馬來文學相遇
如此態度,自然也展現在文學創作之上。過去物資匱乏,父親喜歡讀小說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每本都很厚,把它們拆成小冊,可以在朋友間交換閱讀,他連賣咖啡的時候也在讀。”
每晚父親把他們一家叫來客廳,圍在一盞很小的燈前,開始講他讀過的故事,“那時我迫不得已對他撒了謊。他問我們明白嗎?我只能點點頭說明白,但其實並不。因為他用福建話說的,我懂的詞彙太少了。”然而,生活在馬來社群的他早已能流利地用英語、馬來語以及暹羅語表達。
每當父親又開始用福建話說故事,林天英坐在原地,“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編織自己的故事。我想這些故事那麼精彩,我應該也可以寫吧?”他再次笑說。
然而,後來村裡發生了一場大海嘯,也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巨大變故。“暴風雨下得很大,海浪在河裡湧動。水迅速沖走土壤,海水湧入河流。我們的房子與一切都被衝入一個大洞。”他們一夜間失去所有,有時連飯也吃不上。
那段貧困的日子裡,林天英到一所馬來學校上課。圖書館裡有一個書櫥,由一個破舊木衣櫃改裝而成;小學五六年級,他已經把時間都花在閱讀上,“你知道逃避主義嗎?我只想從貧窮逃走,我沒有辦法面對這個必須掙扎的生活和家庭。”
書櫥裡都是人們捐贈的殘舊而破損的舊書,他在裡頭卻遇見了一生想要追尋的馬來文學作品。Pantun,Sajak,Syair都屬不同類型,每一次他發現新的文體都極其驚訝——為什麼語言可以這麼精簡與美麗?
“那時我每天都在痛苦當中,對生活感到悲觀。但今天我對當年的自己感到自豪,因為時間教會了我很多。遇到在困境裡的人們,我很快就能知道他們的感受,我們是一樣的。”
到了中四選修馬來文學課,他讀到的第一首詩是Usman Awang的Kisah dalam Ribut,講述一戶貧困的農人家庭。他彷彿又一次在文學裡遇到自己,“那時我再一次想像,我就是要成為國家級的馬來文學作家,就像Usman Awang一樣。”
以詩為武器
“我已經花了太長時間,53年對吧?現在的我不能再像其他人一樣坐著、仔細思考、計劃、寫作。對我來說,這樣的寫作時代已經過去了。當我想到某件事時,就像馬上有了個泡泡,我徑自走進去,就在裡面持續地寫,不管身邊是誰。”
這是林天英目前的寫作狀態。於是生活在吉隆坡這個繁忙的都市,當大家都害怕塞車,他反倒樂在車龍中寫詩。就在訪問前一天,設計師在線等著他的一篇詩稿與照片;而他在搭Grab的一趟車程中靈感忽至,“人們沉浸於殺戮,即使是孩子們。他們投放炸彈,刺傷平民,你無法防範,這些都發生在世界各地。”
“我怎麼能從這一切逃脫開來呢?讓我們談談愛。當我思考這個問題時,我的感覺已經存在了。泡泡出現了,我便跟著走進去。”
Di bawah langit yang sama
Kita hirup udara
Tanpa mengira Beirutmu
收錄在KSSM中五國語Komsas課文的Di Bawah Langit yang Sama,寫的正是911事件。2001年某日,林天英收到一份傳真,泰國政府頒授“東南亞文學獎”予他,並且需要到現場朗誦,他為此寫就這首詩作。
“我想很多人都迷失了。他們總是很擅長賦予罪惡一個美麗的名字——就像捍衛我的人民,捍衛我的國家、宗教,但實際上他們只為自己而活。為了滿足自己,他們願意做任何事情,包括殺人和奪取他人的生命。無論在何處或是哪個宗教,都是錯誤的。”
他有許多宣揚和平的詩作,當阿富汗、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這些美麗的國家,在炮彈之下成為廢墟,他以詩為武器:“我想讓在挫敗中的人可以趕緊站起來,我們都有一個很美麗的人生,遍佈善良與愛。我希望我的詩能讓人們感到快樂,但除了快樂,還能有更多。”
不是Lihat是Jumpa並且要Rasa
“在馬來西亞,只有林天英可以寫出像我一樣的詩”,此話出自國家文學獎得主Usman Awang之口。若干年後,林天英所有童稚的想像,都成為了現實。
後來林天英寫了一首關於Usman Awang的詩,並在活動上朗讀。林天英回憶著說:“他只是安靜地坐著聽,在我讀完後他拽住我的衣角小聲說‘林,不要這樣誇讚我,這就是他的性格。”
低調、溫和,並且懷抱慈愛之心,林天英以此為榜樣,亦想書寫更多關於愛、和諧與人性的詩作。“Usman Awang很多作品都書寫陷入困境的人,因此我也寫。寫之前,我想先親自去看望他們,走下車,真正走進他們的生活與掙扎。不是Lihat,是Jumpa,並且要Rasa。”
回到現場。當林天英書寫關於陷入困境的人,他不只是想像,“我自己就生活在困境之中。當人們談論那些沒吃飯的人時,哦,那也是我。”他相信詩歌能夠賦予正在努力求存的人一些力量。
從幼時的極力逃避貧困,直到如今他坦然回到現世;苦難當前,詩歌亦是他面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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