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钧泽/河马
看完松冈茉优主演的《最好的教师》，想起了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个河马造型的文具袋。
大约是姐姐先有了一个长颈鹿的文具袋，实在是太可爱了，因此我向父母撒娇要的。当时我转学到学生不足100人的小学，那小学刚从哥打丁宜迁址，我算是第一批的使用者。当时候，校舍都是新的，但篮球场的水泥地还是很快就被篮球砸得坑坑洼洼。篮球场就在食堂旁边，而食堂连接着一片有屋顶的空地——记忆中我们也在那里列队，我倒记不清是为什么了。在那片空地列队完以后坐下，我便会和男同学拿出笔芯盒，把玩养在里面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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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学校连礼堂都没有。四层教学楼的底层课室是由折叠门隔开的，因此周会都在这里举行，然后我们把折叠门都推开。五年级的课室便在其楼上，如果望向窗外，刚好可以看到一片沼泽，相传里面有鳄鱼。
放学以后只有我们一班同学留校，于是在等待老师的时候，只能你追我赶，不知怎么的，变成总是我跑得最多。会有一个同学从楼上把我的河马丢下楼，等我到底楼的时候，早就在那里等待的同学则拾起河马往楼上跑去。这个游戏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会不断循环。
初中时候的巴士很拥挤，高年级的往往有同伴占了位置，低年级的总是要“礼让”的。我白色校裤的腰袢都被扯开了，让人联想到莲花，衣服的袖口也被剪出流苏。在越南旅行的时候满心喜欢买的一个汉麻小背包，可以把背带收起来，变成比巴掌大一些的“饼”的造型。因为实在是太小巧了，会被藏在同学的背包里面，午餐以后回到课室时我的桌子变得空荡荡的。
我知道我有很明确地说出“不”，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真的说出来过。
毕业以后小学同学依然每年新年都聚会，我提起过这件事情，朋友说：“因为你长着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我哑口无言。将我的裤袢扯坏、剪我袖口的同学，对别人说将我当成了一个感情很好的朋友。
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算是朋友了吗？我感觉我并不讨厌具体的某个人。我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母亲与她的高中同学一直有联络，因此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自然也会在一起玩闹。十多年前的新年大人在谈什么高深的新闻，小孩子倒是从玩具箱找出了假蟑螂。我因为害怕，便也围了上去，只有姐姐像是假大人一般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甚至同伴把假蟑螂丢在姐姐的头上，姐姐也没有反应。同伴好像在笑，我倒是有点恍惚了。
我想起我其实很怕蜘蛛。小学那笔芯盒里的蜘蛛我其实并不会喂养，反倒是将盖子握得很紧，回到家以后就丢在屋子外。好像是有了这个笔芯盒，才能笑同学是“阿瓜”。
在我小学转校以前，曾经有个女同桌因为挖鼻屎被我讨厌——或者因为我无来由地讨厌她所以认定她挖鼻屎。我记得我幼稚的欺负人的手段，便是趁她在为自动铅笔装填笔芯的时候不断地推搡、拉扯。我好像故意将她画得很丑，好像故意给她安莫须有的锅。
还有初中坐我前面一直被我踢椅子的黄同学；高中在班上很努力开朗却看起来很中二的张同学。
为什么这些我做的不好的情节都只是“好像”、“好像”，为什么不如那些我孤独的日子深刻呢。
很多年以后我回到小学派补习学院的传单。六点多站在入口处，看着那个椭圆形的水泥椅，我曾经躺在那里等母亲的载送。小学的老师早就换过了几轮，全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说，我是来派补习班的传单，他们说，你进来吧。
于是我穿过雨盖走廊，以前同学们在这里跳起来拉单杠。接着进到了新盖好的、货真价实的礼堂，小学生们疑惑地看我。大概是教导主任的男老师对我说，传单放着吧，我们会派发的。我说，我想等张老师。我知道只有张老师还在学校里。那等吧。于是我在四层教学楼那里等，终究是没有等到便被请出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等老师。我总感觉我拿着传单出现在那里，并不怎么令她骄傲。可是那时候同学喊我名字，说：“你的河马又跳楼了！”我虽然没有为此哭过，可是我被欺负了，老师，我被欺负了。
我大概是想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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