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松岡茉優主演的《最好的教師》,想起了在我還小的時候,有一個河馬造型的文具袋。
大約是姐姐先有了一個長頸鹿的文具袋,實在是太可愛了,因此我向父母撒嬌要的。當時我轉學到學生不足100人的小學,那小學剛從哥打丁宜遷址,我算是第一批的使用者。當時候,校舍都是新的,但籃球場的水泥地還是很快就被籃球砸得坑坑窪窪。籃球場就在食堂旁邊,而食堂連接著一片有屋頂的空地——記憶中我們也在那裡列隊,我倒記不清是為什麼了。在那片空地列隊完以後坐下,我便會和男同學拿出筆芯盒,把玩養在裡面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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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學校連禮堂都沒有。四層教學樓的底層課室是由摺疊門隔開的,因此週會都在這裡舉行,然後我們把摺疊門都推開。五年級的課室便在其樓上,如果望向窗外,剛好可以看到一片沼澤,相傳裡面有鱷魚。
放學以後只有我們一班同學留校,於是在等待老師的時候,只能你追我趕,不知怎麼的,變成總是我跑得最多。會有一個同學從樓上把我的河馬丟下樓,等我到底樓的時候,早就在那裡等待的同學則拾起河馬往樓上跑去。這個遊戲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會不斷循環。
初中時候的巴士很擁擠,高年級的往往有同伴佔了位置,低年級的總是要“禮讓”的。我白色校褲的腰袢都被扯開了,讓人聯想到蓮花,衣服的袖口也被剪出流蘇。在越南旅行的時候滿心喜歡買的一個漢麻小揹包,可以把揹帶收起來,變成比巴掌大一些的“餅”的造型。因為實在是太小巧了,會被藏在同學的揹包裡面,午餐以後回到課室時我的桌子變得空蕩蕩的。
我知道我有很明確地說出“不”,但是除此之外,我沒有真的說出來過。
畢業以後小學同學依然每年新年都聚會,我提起過這件事情,朋友說:“因為你長著一副很好欺負的樣子。”我啞口無言。將我的褲袢扯壞、剪我袖口的同學,對別人說將我當成了一個感情很好的朋友。
可是就因為這樣他們就不能算是朋友了嗎?我感覺我並不討厭具體的某個人。我也不算是一個特別好的人。
母親與她的高中同學一直有聯絡,因此我們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自然也會在一起玩鬧。十多年前的新年大人在談什麼高深的新聞,小孩子倒是從玩具箱找出了假蟑螂。我因為害怕,便也圍了上去,只有姐姐像是假大人一般坐在沙發上、靜靜的。甚至同伴把假蟑螂丟在姐姐的頭上,姐姐也沒有反應。同伴好像在笑,我倒是有點恍惚了。
我想起我其實很怕蜘蛛。小學那筆芯盒裡的蜘蛛我其實並不會餵養,反倒是將蓋子握得很緊,回到家以後就丟在屋子外。好像是有了這個筆芯盒,才能笑同學是“阿瓜”。
在我小學轉校以前,曾經有個女同桌因為挖鼻屎被我討厭——或者因為我無來由地討厭她所以認定她挖鼻屎。我記得我幼稚的欺負人的手段,便是趁她在為自動鉛筆裝填筆芯的時候不斷地推搡、拉扯。我好像故意將她畫得很醜,好像故意給她安莫須有的鍋。
還有初中坐我前面一直被我踢椅子的黃同學;高中在班上很努力開朗卻看起來很中二的張同學。
為什麼這些我做的不好的情節都只是“好像”、“好像”,為什麼不如那些我孤獨的日子深刻呢。
很多年以後我回到小學派補習學院的傳單。六點多站在入口處,看著那個橢圓形的水泥椅,我曾經躺在那裡等母親的載送。小學的老師早就換過了幾輪,全都莫名其妙地看著我。我說,我是來派補習班的傳單,他們說,你進來吧。
於是我穿過雨蓋走廊,以前同學們在這裡跳起來拉單槓。接著進到了新蓋好的、貨真價實的禮堂,小學生們疑惑地看我。大概是教導主任的男老師對我說,傳單放著吧,我們會派發的。我說,我想等張老師。我知道只有張老師還在學校裡。那等吧。於是我在四層教學樓那裡等,終究是沒有等到便被請出去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等老師。我總感覺我拿著傳單出現在那裡,並不怎麼令她驕傲。可是那時候同學喊我名字,說:“你的河馬又跳樓了!”我雖然沒有為此哭過,可是我被欺負了,老師,我被欺負了。
我大概是想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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