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歷史,自1947年聯合國通過分治計劃,在這片土地分割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獨自成國,並將耶路撒冷置於國際管理之下後,雙方的大小衝突可說是不曾休止。每當大型衝突爆發,都會讓馬來西亞的難民和巴勒斯坦人課題再次受關注。
報道:張家威、傅思敏、李佳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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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歷史,自1947年聯合國通過分治計劃,在這片土地分割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獨自成國,並將耶路撒冷置於國際管理之下後,雙方的大小衝突可說是不曾休止。每當大型衝突爆發,都會讓馬來西亞的難民和巴勒斯坦人課題再次受關注。
我國會否接受此次遭受迫害的加沙巴國人?又如何處置已身處大馬的巴勒斯坦難民?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有支持也有反對
收容巴難民待政府表態
儘管大馬聯邦政府仍未針對巴勒斯坦難民的課題發佈任何正式聲明,但政壇和多個民間組織已多次表態,特別是來自東馬的聲音。
其中,國會跨政黨難民政策特委會敦促政府發出允許“臨時居留和工作”的特別通行證給巴勒斯坦難民、特委會成員也有持續在國會特別議會廳向政府提問、人權委員會(SUHAKAM)則呼籲政府建立一個全面框架以解決我國的難民狀況。
當然,也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和政黨對收容巴勒斯坦難民持反對意見,包括砂旅遊部副部長拿督陳超耀、沙巴子民黨主席拿督亨利努斯、肯雅蘭全民黨主席溫利山和砂人民心願協會(SAPA)等,皆對巴勒斯坦難民可能湧入砂拉越的可能性表達了擔憂。
儘管深表同情,但工程部長拿督斯里亞歷山大曾表示,砂拉越無法收容難民,因為當地還有許多需要額外關注和照顧的貧困人口,同時認為,有能力者應透過捐款方式幫助受戰爭侵害的難民。
美拉蒂:18萬難民中僅佔600人
應讓巴難民在馬唸書工作
“我們可以儘量對加沙所發生的一切給予協助,但我認為更應該加大力度為已身處在這裡的難民做些什麼。”
亞洲商學院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學助理教授美拉蒂表示,賦權難民讓他們可以在馬來西亞工作及接受教育,是絕對有必要的。
“尤其當我國已如此投入地捍衛巴勒斯坦人,為何還要等?為什麼不讓已身處在這的人生活變更好呢?”
她補充,馬來西亞約有18萬名難民,僅佔整體勞動力人口0.1至0.2%,因此合法化讓難民工作是不太可能對本地人的經濟產生影響。
截至2023年10月,我國共有18萬4220名登記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巴勒斯坦籍佔600人。
她形容,難民是一個被政治化的群體,因此人們常常視難民為洪水猛獸。而這場以巴衝突令國人意識到,也許我們能夠為這些難民做點什麼,至少可以先向大家最同情的群體——巴勒斯坦人提供協助。
盼對所有難民一視同仁
“但我希望有一天,馬來西亞會對所有人(國籍/難民)一視同仁。”
美拉蒂指出,自認為一個進步政府的昌明政府,應該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及《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並在難民課題上與聯合國難民署(UNHCR)合作,包括給予難民合法工作、接受公共教育的基本人權。
“這些無需耗時的法律改革,也不需要我國簽署更多公約,而是現在就能做的,在最終目標為簽署公約的期間仍可採取許多措施。”
艾亞:僅將馬當中轉站
巴難民心心念念返家鄉
加沙被圍困17年來沒有出現嚴重的巴勒斯坦難民潮,專家表示,這是因為許多巴勒斯坦人始終拒絕離開自己的土地,即使被迫離開,也會尋求一切辦法返回家鄉。
針對向巴勒斯坦難民發出臨時居留和工作證的建議,國際伊斯蘭大學(IIUM)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助理教授艾亞透露,其實很多巴勒斯坦難民並沒有長居我國的打算,而是當作中轉站,等待被轉移至第三個國家。
“這裡的巴勒斯坦難民主要來自3個國家,即敘利亞、伊拉克和加沙地帶,其實大部分都無意前來或滯留大馬,一些來自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人甚至對馬來西亞完全沒有概念。”
對難民而言,他們只想逃離戰火,逃向泰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只為尋求一個安全、可暫時容身的地方。落腳大馬時,則向UNHCR登記為過渡目的地。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他們當中的數百人已經離開馬來西亞。
“所以當我們談到巴勒斯坦人在大馬時,他們並沒有尋求獲得任何簽證,也沒有探尋是否有長期居留的選項,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在敦促UNHCR找辦法讓他們離開。”
優先選擇歐最終目的地
他指出,巴勒斯坦難民優先選擇歐洲作為最終目的地,是因為那裡擁有成為歐洲公民的希望,“當他們成為歐洲公民,就能回到自己的國家(巴勒斯坦),他們會以歐洲公民的身分前往巴勒斯坦。
“反之,若他們留在大馬,就沒辦法回到巴勒斯坦了,這也是他們沒興趣留在亞洲的原因。”
更傾向居住雪隆一帶
艾亞補充,大部分巴勒斯坦難民其實更傾向於居住在雪隆一帶,距離UNHCR辦公室較近,方便前往處理安置事宜。
詢及若政府允許難民在我國合法工作,是否影響本地人就業機會?他說,大部分在馬的難民沒受過教育,從事的工作多是一些本地人不會選擇的工作;至於受過教育的難民則傾向於到阿拉伯學校教書。
沒簽公約仍無條件收留
巴難民始終感謝馬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不感謝馬來西亞的巴勒斯坦人。”
艾亞接著說,幾乎所有巴勒斯坦人或難民都感謝馬來西亞,甚至曾遇到一個已入獄一年的巴國人跟他說:“是我的錯,他們(大馬人)協助我們,但我犯了法,這是我應得的懲罰。”
他認為,儘管馬來西亞沒有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及《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但我國一直以來都友善地依據自己的能力來處置和協助難民。
“倘若簽署了公約,則很可能需要被動地接收所有難民,無法自主地根據自身能力來衡量。”因此,他能理解為何大馬不簽署公約,“因為馬來西亞不是一個發達國家,難以完全承擔處置難民所需的一切。”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在官網上發佈的數據,截至2023年10月,大馬共有18萬4220名登記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巴勒斯坦難民佔600人。大部分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都是來自緬甸,共16萬1150人,包括10萬7030名羅興亞人和2萬4600名欽族。其餘的難民則是來自其他50個國家,包括巴基斯坦、也門、阿富汗、索馬里、敘利亞、斯里蘭卡和伊拉克。
同是挺巴 馬印做法不同
大馬第一時間表態站邊巴勒斯坦,其實多數人民能夠理解國家立場;惟由教育部主動在全國積極推動的“巴勒斯坦團結周”,卻引起極大爭議,原因是該活動從原本的傳達人道主義精神,淪為一些學生在教師允准下展示“假槍”和“假刀”,存有暴力帶入校園的擔憂。
相比之下,貝尼認為印尼的挺巴運動未深入校園。儘管印尼政府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但在做法上非常謹慎。
“這是因為當權派來自溫和的民族主義派,長期以來與國內的保守和激進勢力作鬥爭。他們擔心,一旦做法過於激進,反而讓對手得利,起到反效果。”
藍中華:兩國皆面對保守派壓力
為何大馬那麼“大動作”?中國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博士藍中華認為,這與國內政治有很大掛鉤,馬印兩國政治都面對國內保守的伊斯蘭政治壓力。
“往深一層從內政角度來看,大馬出現使用宗教作為政治武器的現象,面對伊斯蘭黨的緊逼施壓,昌明政府作為回應方就被迫要做出一個很強烈的反應,來證明他是夠宗教化的,不是宗教叛徒。”
他補充,此情況同樣發生在美國。該國政治精英大部分傾於以色列,若某人發表對以色列不滿的言論,或會遭到親以色列的團體施壓,甚至發動政治壓力拉他下臺。
“可以說這是一個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行為,來服務國內政治的要求。”
至於汶萊,他說雖同為穆斯林國家,但由於汶萊是君主專制國家,沒有選舉壓力,因此對以巴衝突課題的反應不大,也沒必要。
印尼抵制運動不亞於大馬
回看大馬情況,這次我國的杯葛浪潮範圍也比以往來得大,從麥當勞、星巴克、雀巢到本地品牌ZUS,一些小型商場至今依然響應杯葛運動,轉而售賣同類的本地產品,服裝店也持續售賣印有捍衛巴勒斯坦字樣的衣服、圍巾、貼紙等。
不過,貝尼認為印尼的抵制運動強度其實不遜於大馬,甚至比這裡更激烈。許多印尼商家擔心遭抵制和破壞,被迫遮蓋被抵制商品的商標,甚至下架相關商品。
一些企業不僅與以色列切割,甚至明確支持巴勒斯坦。
“印尼的麥當勞不僅表態支持巴勒斯坦,還在餐廳掛上巴勒斯坦國旗和氣球,鼓勵員工穿戴支持巴勒斯坦的圍巾;至於跨國食品公司達農(Danone)也表態不支持以色列,也沒有對以色列進行投資,儘管該公司創始人是一名猶太人。”
馬反應不影響國際對東盟看法
藍中華認為,大馬是小國,影響力有限,因此基本上這些動作都無法引起國際社會很大關注和仿效,也不會影響國際對東盟的看法。
“畢竟大馬立場自60年代就從未變過,甚至曾修改法令允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大馬開設公司,國際社會早已習以為常。”
他補充,大馬向來很想在以巴課題中當領頭羊,但實力、號召力和影響力仍非常小,目前僅透過如伊斯蘭合作組織發揮團結互助的工作,在聯合國提呈議案中譴責以色列,或試圖在東盟峰會里提高課題的關注度。
“至於實際的軍事或大量經濟援助,我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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