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是否收留引關注 巴難民何去何從？-發現東盟.深讀東盟

追溯歷史，自1947年聯合國通過分治計劃，在這片土地分割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獨自成國，並將耶路撒冷置於國際管理之下後，雙方的大小衝突可說是不曾休止。每當大型衝突爆發，都會讓馬來西亞的難民和巴勒斯坦人課題再次受關注。

報道：張家威、傅思敏、李佳憓

追溯歷史，自1947年聯合國通過分治計劃，在這片土地分割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獨自成國，並將耶路撒冷置於國際管理之下後，雙方的大小衝突可說是不曾休止。每當大型衝突爆發，都會讓馬來西亞的難民和巴勒斯坦人課題再次受關注。

我國會否接受此次遭受迫害的加沙巴國人？又如何處置已身處大馬的巴勒斯坦難民？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有支持也有反對
收容巴難民待政府表態

儘管大馬聯邦政府仍未針對巴勒斯坦難民的課題發佈任何正式聲明，但政壇和多個民間組織已多次表態，特別是來自東馬的聲音。

其中，國會跨政黨難民政策特委會敦促政府發出允許“臨時居留和工作”的特別通行證給巴勒斯坦難民、特委會成員也有持續在國會特別議會廳向政府提問、人權委員會（SUHAKAM）則呼籲政府建立一個全面框架以解決我國的難民狀況。

當然，也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和政黨對收容巴勒斯坦難民持反對意見，包括砂旅遊部副部長拿督陳超耀、沙巴子民黨主席拿督亨利努斯、肯雅蘭全民黨主席溫利山和砂人民心願協會（SAPA）等，皆對巴勒斯坦難民可能湧入砂拉越的可能性表達了擔憂。

儘管深表同情，但工程部長拿督斯里亞歷山大曾表示，砂拉越無法收容難民，因為當地還有許多需要額外關注和照顧的貧困人口，同時認為，有能力者應透過捐款方式幫助受戰爭侵害的難民。

美拉蒂：18萬難民中僅佔600人
應讓巴難民在馬唸書工作

“我們可以儘量對加沙所發生的一切給予協助，但我認為更應該加大力度為已身處在這裡的難民做些什麼。”

亞洲商學院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學助理教授美拉蒂表示，賦權難民讓他們可以在馬來西亞工作及接受教育，是絕對有必要的。

“尤其當我國已如此投入地捍衛巴勒斯坦人，為何還要等？為什麼不讓已身處在這的人生活變更好呢？”

她補充，馬來西亞約有18萬名難民，僅佔整體勞動力人口0.1至0.2%，因此合法化讓難民工作是不太可能對本地人的經濟產生影響。

截至2023年10月，我國共有18萬4220名登記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巴勒斯坦籍佔600人。

她形容，難民是一個被政治化的群體，因此人們常常視難民為洪水猛獸。而這場以巴衝突令國人意識到，也許我們能夠為這些難民做點什麼，至少可以先向大家最同情的群體——巴勒斯坦人提供協助。

盼對所有難民一視同仁

“但我希望有一天，馬來西亞會對所有人（國籍/難民）一視同仁。”

美拉蒂指出，自認為一個進步政府的昌明政府，應該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及《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並在難民課題上與聯合國難民署（UNHCR）合作，包括給予難民合法工作、接受公共教育的基本人權。

“這些無需耗時的法律改革，也不需要我國簽署更多公約，而是現在就能做的，在最終目標為簽署公約的期間仍可採取許多措施。”

艾亞：僅將馬當中轉站
巴難民心心念念返家鄉

加沙被圍困17年來沒有出現嚴重的巴勒斯坦難民潮，專家表示，這是因為許多巴勒斯坦人始終拒絕離開自己的土地，即使被迫離開，也會尋求一切辦法返回家鄉。

針對向巴勒斯坦難民發出臨時居留和工作證的建議，國際伊斯蘭大學（IIUM）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助理教授艾亞透露，其實很多巴勒斯坦難民並沒有長居我國的打算，而是當作中轉站，等待被轉移至第三個國家。

“這裡的巴勒斯坦難民主要來自3個國家，即敘利亞、伊拉克和加沙地帶，其實大部分都無意前來或滯留大馬，一些來自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人甚至對馬來西亞完全沒有概念。”

對難民而言，他們只想逃離戰火，逃向泰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只為尋求一個安全、可暫時容身的地方。落腳大馬時，則向UNHCR登記為過渡目的地。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他們當中的數百人已經離開馬來西亞。

“所以當我們談到巴勒斯坦人在大馬時，他們並沒有尋求獲得任何簽證，也沒有探尋是否有長期居留的選項，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在敦促UNHCR找辦法讓他們離開。”

優先選擇歐最終目的地

他指出，巴勒斯坦難民優先選擇歐洲作為最終目的地，是因為那裡擁有成為歐洲公民的希望，“當他們成為歐洲公民，就能回到自己的國家（巴勒斯坦），他們會以歐洲公民的身分前往巴勒斯坦。

“反之，若他們留在大馬，就沒辦法回到巴勒斯坦了，這也是他們沒興趣留在亞洲的原因。”

更傾向居住雪隆一帶

艾亞補充，大部分巴勒斯坦難民其實更傾向於居住在雪隆一帶，距離UNHCR辦公室較近，方便前往處理安置事宜。

詢及若政府允許難民在我國合法工作，是否影響本地人就業機會？他說，大部分在馬的難民沒受過教育，從事的工作多是一些本地人不會選擇的工作；至於受過教育的難民則傾向於到阿拉伯學校教書。

沒簽公約仍無條件收留
巴難民始終感謝馬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不感謝馬來西亞的巴勒斯坦人。”

艾亞接著說，幾乎所有巴勒斯坦人或難民都感謝馬來西亞，甚至曾遇到一個已入獄一年的巴國人跟他說：“是我的錯，他們（大馬人）協助我們，但我犯了法，這是我應得的懲罰。”

他認為，儘管馬來西亞沒有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及《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但我國一直以來都友善地依據自己的能力來處置和協助難民。

“倘若簽署了公約，則很可能需要被動地接收所有難民，無法自主地根據自身能力來衡量。”因此，他能理解為何大馬不簽署公約，“因為馬來西亞不是一個發達國家，難以完全承擔處置難民所需的一切。”

同是挺巴 馬印做法不同

大馬第一時間表態站邊巴勒斯坦，其實多數人民能夠理解國家立場；惟由教育部主動在全國積極推動的“巴勒斯坦團結周”，卻引起極大爭議，原因是該活動從原本的傳達人道主義精神，淪為一些學生在教師允准下展示“假槍”和“假刀”，存有暴力帶入校園的擔憂。

相比之下，貝尼認為印尼的挺巴運動未深入校園。儘管印尼政府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但在做法上非常謹慎。

“這是因為當權派來自溫和的民族主義派，長期以來與國內的保守和激進勢力作鬥爭。他們擔心，一旦做法過於激進，反而讓對手得利，起到反效果。”

藍中華：兩國皆面對保守派壓力

為何大馬那麼“大動作”？中國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博士藍中華認為，這與國內政治有很大掛鉤，馬印兩國政治都面對國內保守的伊斯蘭政治壓力。

“往深一層從內政角度來看，大馬出現使用宗教作為政治武器的現象，面對伊斯蘭黨的緊逼施壓，昌明政府作為回應方就被迫要做出一個很強烈的反應，來證明他是夠宗教化的，不是宗教叛徒。”

他補充，此情況同樣發生在美國。該國政治精英大部分傾於以色列，若某人發表對以色列不滿的言論，或會遭到親以色列的團體施壓，甚至發動政治壓力拉他下臺。

“可以說這是一個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行為，來服務國內政治的要求。”

至於汶萊，他說雖同為穆斯林國家，但由於汶萊是君主專制國家，沒有選舉壓力，因此對以巴衝突課題的反應不大，也沒必要。

印尼抵制運動不亞於大馬

回看大馬情況，這次我國的杯葛浪潮範圍也比以往來得大，從麥當勞、星巴克、雀巢到本地品牌ZUS，一些小型商場至今依然響應杯葛運動，轉而售賣同類的本地產品，服裝店也持續售賣印有捍衛巴勒斯坦字樣的衣服、圍巾、貼紙等。

不過，貝尼認為印尼的抵制運動強度其實不遜於大馬，甚至比這裡更激烈。許多印尼商家擔心遭抵制和破壞，被迫遮蓋被抵制商品的商標，甚至下架相關商品。

一些企業不僅與以色列切割，甚至明確支持巴勒斯坦。

“印尼的麥當勞不僅表態支持巴勒斯坦，還在餐廳掛上巴勒斯坦國旗和氣球，鼓勵員工穿戴支持巴勒斯坦的圍巾；至於跨國食品公司達農（Danone）也表態不支持以色列，也沒有對以色列進行投資，儘管該公司創始人是一名猶太人。”

馬反應不影響國際對東盟看法

藍中華認為，大馬是小國，影響力有限，因此基本上這些動作都無法引起國際社會很大關注和仿效，也不會影響國際對東盟的看法。

“畢竟大馬立場自60年代就從未變過，甚至曾修改法令允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大馬開設公司，國際社會早已習以為常。”

他補充，大馬向來很想在以巴課題中當領頭羊，但實力、號召力和影響力仍非常小，目前僅透過如伊斯蘭合作組織發揮團結互助的工作，在聯合國提呈議案中譴責以色列，或試圖在東盟峰會里提高課題的關注度。

“至於實際的軍事或大量經濟援助，我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