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发展中国家与气候协议的双向期待

发展中国家显然成为全球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成败的关键者。

在COP28的闭幕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声明中表达了这样的话：“融资和实施手段至关重要，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有能力紧急终结能源贫困，发挥可持续发展潜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显然成为全球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成败的关键者。

根据世贸组织目前140多个成员中，约100个是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全球经济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国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驱动器”，故在解决气候问题的行动上需同时保持持续发展以能继续在全球经济市场发挥潜力，不能让经济生产总值萎缩。

大部分国家期待气候协议能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然而，这个以经济资本主义建构全球秩序之中，解决气候问题与人类的经济发展从来就是“鱼与熊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合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碳排放的总量集中亚洲的因素，而两国也必然的成为每一届COP大会讨论的目标。

诚如大会的闭幕声明所示，发展中国家在减碳排量及成为“碳中和”国的过程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和技术，以实现能源转型计划。总之，要做到发展经济和环保互不耽误，国家需自助和他国相助。幸好人类在科技方面有了巨大突破，对经济领域和环保工程带来变革性的帮助。

科技在人类各个领域受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在于帮助人类解决生存和生活的问题。现在看来，一个国家要提早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是抛弃煤炭等会制造温室气体的传统能源，换句话说，能源转型是必然的减碳手段，而想提高效能就须有科技主导，帮助人类发展经济价值和环保意识，并迈入“碳中和”这一个具绿色标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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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发资金和研发人才的需求是每个国家首要面对的挑战，尤其对于发展中和开发很少的国家来说，挑战即困境。

从中国、印度到东南亚的印尼，都早已制定宏观的减碳目标和政策，但如期实现却不太乐观，资金和技术是主因，其次是实行手段涉及政治环境和体制，即使参照了西方政策，也需评量各别政治制度的适应性。

以印尼为例，将在2024年成为新首都的努桑塔拉，有着另一个名称——“可持续性森林城市”， 其全新的城市规划中，将有百分之八十的可再生能源为各行各业供需，包含了太阳能、风能和梯级水电站。可是，印尼的城市化和能源转型也揭示了大多数国家都会面对的挑战。城市建设不可免的会破坏一些山林和原始村庄；提高环保效率的工程需以部分利益来换取，否则永远停留在空中楼阁。由民主体制中选出的政府，在经济和环境的课题“交叉点”上必需考量三个方面：巩固政权、平衡社会和经济的权益。

我国应对的城市化和能源转型的挑战，与印尼大致相似。前一任的首相沙比利曾称我国最快可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而今宏愿需加速能源转型才有可能实现。我国没有迁都的计划，但放眼东马，很多等待城镇化的地方都是现成的“试验点”——让经济发展与环保计划“双轨道”进行。一直以来，东马的发展缓慢，除了有当地因素之外，中央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更是主因。城市化和能源转型应是东马和西马的政府共识，既如此，政府应安排多些融资项目并提高吸引技术人才的手段，让未来的东马不只有原住民特色以及丰富的石油和木材，也是世界顶尖科技的中心。这一份期待是指日可待或白日发梦，就视乎政府应对挑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