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發展中國家與氣候協議的雙向期待

發展中國家顯然成為全球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成敗的關鍵者。

在COP28的閉幕會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的聲明中表達了這樣的話：“融資和實施手段至關重要，每個發展中國家都必須有能力緊急終結能源貧困，發揮可持續發展潛力，並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發展中國家顯然成為全球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成敗的關鍵者。

根據世貿組織目前140多個成員中，約100個是發展中國家，在目前全球經濟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國家是全球經濟復甦的“驅動器”，故在解決氣候問題的行動上需同時保持持續發展以能繼續在全球經濟市場發揮潛力，不能讓經濟生產總值萎縮。

大部分國家期待氣候協議能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問題。然而，這個以經濟資本主義建構全球秩序之中，解決氣候問題與人類的經濟發展從來就是“魚與熊掌”。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大國，人口合佔全球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可見碳排放的總量集中亞洲的因素，而兩國也必然的成為每一屆COP大會討論的目標。

誠如大會的閉幕聲明所示，發展中國家在減碳排量及成為“碳中和”國的過程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和技術，以實現能源轉型計劃。總之，要做到發展經濟和環保互不耽誤，國家需自助和他國相助。幸好人類在科技方面有了巨大突破，對經濟領域和環保工程帶來變革性的幫助。

科技在人類各個領域受依賴程度不斷提高，主要在於幫助人類解決生存和生活的問題。現在看來，一個國家要提早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是拋棄煤炭等會製造溫室氣體的傳統能源，換句話說，能源轉型是必然的減碳手段，而想提高效能就須有科技主導，幫助人類發展經濟價值和環保意識，並邁入“碳中和”這一個具綠色標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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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開發資金和研發人才的需求是每個國家首要面對的挑戰，尤其對於發展中和開發很少的國家來說，挑戰即困境。

從中國、印度到東南亞的印尼，都早已制定宏觀的減碳目標和政策，但如期實現卻不太樂觀，資金和技術是主因，其次是實行手段涉及政治環境和體制，即使參照了西方政策，也需評量各別政治制度的適應性。

以印尼為例，將在2024年成為新首都的努桑塔拉，有著另一個名稱——“可持續性森林城市”， 其全新的城市規劃中，將有百分之八十的可再生能源為各行各業供需，包含了太陽能、風能和梯級水電站。可是，印尼的城市化和能源轉型也揭示了大多數國家都會面對的挑戰。城市建設不可免的會破壞一些山林和原始村莊；提高環保效率的工程需以部分利益來換取，否則永遠停留在空中樓閣。由民主體制中選出的政府，在經濟和環境的課題“交叉點”上必需考量三個方面：鞏固政權、平衡社會和經濟的權益。

我國應對的城市化和能源轉型的挑戰，與印尼大致相似。前一任的首相沙比利曾稱我國最快可在2050年成為碳中和國家，而今宏願需加速能源轉型才有可能實現。我國沒有遷都的計劃，但放眼東馬，很多等待城鎮化的地方都是現成的“試驗點”——讓經濟發展與環保計劃“雙軌道”進行。一直以來，東馬的發展緩慢，除了有當地因素之外，中央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決心更是主因。城市化和能源轉型應是東馬和西馬的政府共識，既如此，政府應安排多些融資項目並提高吸引技術人才的手段，讓未來的東馬不只有原住民特色以及豐富的石油和木材，也是世界頂尖科技的中心。這一份期待是指日可待或白日發夢，就視乎政府應對挑戰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