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经济学 系列3（完结）|改革执行力才是关键 安华经济学不能输

虽然多年来，政府一直想要减少人民的汽油补贴、推动各种政策和试图进行经济改革，也屡屡败给低执行力。

安华上任后，推介了“昌明大马”（MALAYSIA MADANI）政策架构，和“昌明经济：强化人民”（EKONOMI MADANI）倡议（下称“昌明经济”），以及一系列大蓝图，以新愿景助国家转型。然而，专家们认为，大马从来不缺少好的政策和蓝图，国家经济改革要成功，关键是执行。政府必须要提升执行力让所建议的措施到位，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

世界银行宏观经济及贸易与投资高级经济学家张有杰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指出，安华陆续推介“昌明大马”政策和各种蓝图方向正确，惟执行力是关键。

他说：“大马收入面对结构性下跌，导致政府支出受到更大限制，降低了社会和发展开销拨款能力。同时，政府开销僵化，公务员薪酬、退休金和偿债开销持续上涨，几乎占行政开销的60%。”

尽管扩大税收和削减开销迫在眉睫，我国的经济结构改革一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新工业大蓝图 结构改革

因此，张有杰认为，大马有许多需要深度改革的结构问题，都能借由最近公布的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2030）等改善。

同时，进一步开放服务领域包括金融、数字、法律、会计、物流和交通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领域的开放是NIMP2030年成功执行的关键要素。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教授黄锦荣博士也说，“昌明经济”也提到接下来将关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方向正确，要做的是，确保政策单位的执行到位。”

政策“U转”将浪费社会成本，而社会成本未必只涉及钱，也包括影响国家形象和亲商环境等。拉曼大学政治与新闻系讲师刘惟诚接受访问时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推行消费税之后推翻。我们是世上第一个。”

“一个国家因政治等因素，导致政策朝令夕改，执行了的措施可以随时取消，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概念，最终会导致商家和外资等失去投资兴趣。”

他说，商人投资，要的就是可预测的环境。比如产品不好卖，原因是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而不是因为政治因素等风险。

“只要环境和政策都在能够预判的范围之外，就是亲商环境没有这么好。对商家来说，是一种很大，也不愿意承担的风险。”

改革激进 官僚反弹

安华和团结政府已经上任一周年，但被多方抨击改革承诺未有进度，净选盟还形容这些改革议程“正以蜗牛速度前进”。

刘惟诚指出，国家经济改革急不得，短期内，仍预见大马行政开销将继续处于扩张状态，因为大马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可以“U转”。

安华前车之鉴不敢太激进

他说：“即便政府很激进的推行了不令人受落的政策，一切尘埃落定后，下一届大选只要政权更替，也可以推翻，所以激进这一招在大马不管用。”

而且，我国的官僚体制是最大的问题，激进的方式很容易引起反弹。

“相信，安华很清楚自己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马现在官僚体制的问题，一些东西太过具体，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所以政策都不能太过具体。这也就是为何‘昌明经济’比较倾向理念。”

但坊间也普遍认为各种大蓝图也没有执行方案，刘惟诚说，因为安华都是提出一个方向，剩下的，让各部门处理。

他解释，无论是安华本身，我国第五任首相敦阿都拉和第六任相拿督斯里纳吉，都有过施政过于积极，适得其反的经验。

“因此，安华有了前车之鉴，就可以解释，为何我们现在会感觉到政府的任何政策执行都很缓慢。”

刘惟诚从安华的亲身经历说起：“为了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他大刀阔斧，推出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支18%和部长减薪，并展延大型计划，做法很激进。后来，敦马哈迪以安华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贪污和鸡奸丑闻等10项罪名，革除安华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所有职位。”

“我国第五任首相敦阿都拉也属激进的风格。他的经济理念虽然也是高层次的中庸治国，但他有执行框架，对官僚有要求。结果，因为他激进，反而引起官僚反弹，没有给予良好的劝告，导致他犯下政治错误，失去民心。

刘惟诚续说：“2008年，阿都拉领导的政府，计划在短短一年内进行汽油补贴改革，取消汽油补贴。一开始，就已引起民怨，但6月高油价巅峰期，还进一步取消补贴，让RON 97汽油价一路飙升至每公升2令吉70仙，民怨四起。”

“要在短短一年内进行汽油补贴改革是非常激进的做法。同时，也显示出阿都拉的幕僚没有给予他合适的忠告。”

而离大家最近的例子，就是纳吉推行的消费税。“从立法到2016年落实，用了约6至7年，扣除2至3年的准备时间，属于快速执行的政策，也算激进。”

有鉴于此，刘惟诚认为，安华汲取这些教训后，可以看到这次政府的改革步伐很缓慢。

而且，我国目前面对的是整个经济结构问题，调整自然是缓慢的，虽然看不到变化，但不是没有变化。

“同时，这次安华也没有给太多的管制，比如汽油补贴改革，除了从柴油开始，他都只是给了一个大方向。如何执行，都下放给相关部门的官员。”

刘惟诚也说，“昌明经济”只提供一个大方向，因此接下来，政府会陆续推介更多大蓝图和计划来配合，这些大蓝图才是执行细节。

利益受损者反抗 政府妥协

另外，黄锦荣指出，大马政府执行力偏低，不是因为说了不做，而是每次执行一个政策，一定会有“输家”和“赢家”，利益受损的那一方会反抗，若政府意愿不强，政策最终就“U转”。

“经济改革都是资源再分配，因此必然会产生抗衡。比如补贴改革，就是一种财富再分配，T20收入群体和大企业无法享受补贴，资源就去了另外一个群体，而利益受损的那一方必定会反抗。”

他还补充，很多时候我国政府执行力不足，是因为各个部门缺乏协调。若要改革成功，执行要到位，这方面一定要做出改变，比如以任务为主的方式（mission-based approach）去完成一个使命，“昌明经济”也谈到这个方式。

他举例，比如要企业提高雇员的薪金，需助他们提高生产力比如加大出口，才有能力支付更高的薪水。提高薪金这个使命，不仅涉及人力资源，要帮助企业也涉及企业发展部，出口又牵连国际贸易部。

“为了一个认为，各个部门需要共同商讨一个政策，然后一起去执行。不能只像过去，由特定部门负责。”

黄锦荣还说，突破旧有行不通的方式，才能提升执行力。

改革慢 能成功吗？

需要改革，但又不能够太过积极，安华和政府要如何确保这次我国的经济改革等措施成功？

刘惟诚相信，政府会先打好基础，优先处理根本的问题，一步一步改革。因此整个改革步伐不明显，过程会很缓慢。

他举例，要做到针对性汽油补贴，各政府部门的讯息互通很重要，相信安华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建立数据中心（PADU），并推动2023年大马公共监察机构法案（RUU）。

“现在，大马政府只有很少部分的部门讯息可互通，比如只有内政部的系统如移民局和高等教育基金局贷款（PTPTN）等互通。当2023年大马公共监察机构法案最快在2025年或2026年在国会表决后，届时，所有政府部门如关税局、国民登记局（JPN）和贸消部等就可分享讯息。”

而当全部部门讯息互通，政府就可以实现许多措施，比如消费者填油时，以身分证核实是否是B40群体等。

刘惟诚认为，目前这些工作都是为了重启消费税和落实针对性燃油补贴的事前准备工作。

他还说：“经济改革，不能操之过急，除非好像1997年差点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破产的韩国。当时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贷款援助，进行经济改革、重组大企业、鼓励银行合并、放开金融领域，强化金融和企业监管等，才能在短短5年内，重新崛起，经济起飞。”

受访者也不约而同指出，大马经济改革需时5到10年，才能稍微调整到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向。

因此，他们也认为，政府的寿命要长一些，更有远见，才能够完成所建议的改革。

重振机会在眼前 大马是否把握？

虽然改革之路，安华和大马都挑战重重，但也不缺乏机会。

刘惟诚说，目前，西方和中国对立、以巴冲突导致穆斯林与西方世界陷入僵局，对大马来说是最好的机遇。因为安华立场中立，西方、中国、新加坡和穆斯林国家领袖，对他都不抗拒。

安华形象好
受穆斯林国家和西方认可

“安华本身，对大马身处危机状态，其实是很好的催化剂。因为他的形象在穆斯林国家很好，同时受到西方世界领袖认可，是世上少有的领袖，除了印尼总统佐科威，他就是另一个，他们可左右逢源。”

他举例，当西方与中国闹僵，进行封锁和制裁，很多东西就可以透过大马进口和再出口，可成为很好的中转站。

“而且安华本身的理念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太大改变，也没有变得很极端。经济理念仍倾向于开放经济，西方世界相对来说，对他比较放心。”

刘惟诚说：“目前可说是我们发灾难财的好时机，但回到了国家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上，还没有做好准备。”

世行指出，中美贸易纷争以来，大马的半导体领域一直是一大亮点。在2021至2022年中美贸易战争期间，加上得益于全球科技周期，大马半导体出口，尤其是集成电路录得高达30%强劲增长率。

张有杰说，中美贸易紧张也增加大马对两国的半导体出口。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品征税每上升1个百分点，大马出口到美国的半导体将增加1.6%，出口到中国更多，增幅达2.5%。

但他同时提醒，中美贸易紧张也使大马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增加，若美国制裁中国并扰乱中国的供应，将影响大马生产下游产品的能力。

因此建议，大马经济贸易多元化，除了中国，出口市场要多元化，比如到东盟市场。而且产品要多元化，横跨全球价值链，更要有深度，降低全球科技周期和极端气候等风险；也需发展服务领域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