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華經濟學 系列3（完結）|改革執行力才是關鍵 安華經濟學不能輸

雖然多年來，政府一直想要減少人民的汽油補貼、推動各種政策和試圖進行經濟改革，也屢屢敗給低執行力。

安華上任後，推介了“昌明大馬”（MALAYSIA MADANI）政策架構，和“昌明經濟：強化人民”（EKONOMI MADANI）倡議（下稱“昌明經濟”），以及一系列大藍圖，以新願景助國家轉型。然而，專家們認為，大馬從來不缺少好的政策和藍圖，國家經濟改革要成功，關鍵是執行。政府必須要提升執行力讓所建議的措施到位，才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世界銀行宏觀經濟及貿易與投資高級經濟學家張有傑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指出，安華陸續推介“昌明大馬”政策和各種藍圖方向正確，惟執行力是關鍵。

他說：“大馬收入面對結構性下跌，導致政府支出受到更大限制，降低了社會和發展開銷撥款能力。同時，政府開銷僵化，公務員薪酬、退休金和償債開銷持續上漲，幾乎佔行政開銷的60%。”

儘管擴大稅收和削減開銷迫在眉睫，我國的經濟結構改革一直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新工業大藍圖 結構改革

因此，張有傑認為，大馬有許多需要深度改革的結構問題，都能借由最近公佈的2030年新工業大藍圖（NIMP2030）等改善。

同時，進一步開放服務領域包括金融、數字、法律、會計、物流和交通至關重要。因為這些領域的開放是NIMP2030年成功執行的關鍵要素。

拉曼大學商業與金融學院教授黃錦榮博士也說，“昌明經濟”也提到接下來將關注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方向正確，要做的是，確保政策單位的執行到位。”

政策“U轉”將浪費社會成本，而社會成本未必只涉及錢，也包括影響國家形象和親商環境等。拉曼大學政治與新聞系講師劉惟誠接受訪問時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在推行消費稅之後推翻。我們是世上第一個。”

“一個國家因政治等因素，導致政策朝令夕改，執行了的措施可以隨時取消，不符合市場經濟學的概念，最終會導致商家和外資等失去投資興趣。”

他說，商人投資，要的就是可預測的環境。比如產品不好賣，原因是產品不符合市場需求，而不是因為政治因素等風險。

“只要環境和政策都在能夠預判的範圍之外，就是親商環境沒有這麼好。對商家來說，是一種很大，也不願意承擔的風險。”

改革激進 官僚反彈

安華和團結政府已經上任一週年，但被多方抨擊改革承諾未有進度，淨選盟還形容這些改革議程“正以蝸牛速度前進”。

劉惟誠指出，國家經濟改革急不得，短期內，仍預見大馬行政開銷將繼續處於擴張狀態，因為大馬最大的問題，就是政策可以“U轉”。

安華前車之鑑不敢太激進

他說：“即便政府很激進的推行了不令人受落的政策，一切塵埃落定後，下一屆大選只要政權更替，也可以推翻，所以激進這一招在大馬不管用。”

而且，我國的官僚體制是最大的問題，激進的方式很容易引起反彈。

“相信，安華很清楚自己面對很大的問題就是大馬現在官僚體制的問題，一些東西太過具體，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權利，所以政策都不能太過具體。這也就是為何‘昌明經濟’比較傾向理念。”

但坊間也普遍認為各種大藍圖也沒有執行方案，劉惟誠說，因為安華都是提出一個方向，剩下的，讓各部門處理。

他解釋，無論是安華本身，我國第五任首相敦阿都拉和第六任相拿督斯里納吉，都有過施政過於積極，適得其反的經驗。

“因此，安華有了前車之鑑，就可以解釋，為何我們現在會感覺到政府的任何政策執行都很緩慢。”

劉惟誠從安華的親身經歷說起：“為了應對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他大刀闊斧，推出緊縮政策，削減政府開支18%和部長減薪，並展延大型計劃，做法很激進。後來，敦馬哈迪以安華涉嫌洩露國家機密、貪汙和雞姦醜聞等10項罪名，革除安華副首相兼財政部長的所有職位。”

“我國第五任首相敦阿都拉也屬激進的風格。他的經濟理念雖然也是高層次的中庸治國，但他有執行框架，對官僚有要求。結果，因為他激進，反而引起官僚反彈，沒有給予良好的勸告，導致他犯下政治錯誤，失去民心。

劉惟誠續說：“2008年，阿都拉領導的政府，計劃在短短一年內進行汽油補貼改革，取消汽油補貼。一開始，就已引起民怨，但6月高油價巔峰期，還進一步取消補貼，讓RON 97汽油價一路飆升至每公升2令吉70仙，民怨四起。”

“要在短短一年內進行汽油補貼改革是非常激進的做法。同時，也顯示出阿都拉的幕僚沒有給予他合適的忠告。”

而離大家最近的例子，就是納吉推行的消費稅。“從立法到2016年落實，用了約6至7年，扣除2至3年的準備時間，屬於快速執行的政策，也算激進。”

有鑑於此，劉惟誠認為，安華汲取這些教訓後，可以看到這次政府的改革步伐很緩慢。

而且，我國目前面對的是整個經濟結構問題，調整自然是緩慢的，雖然看不到變化，但不是沒有變化。

“同時，這次安華也沒有給太多的管制，比如汽油補貼改革，除了從柴油開始，他都只是給了一個大方向。如何執行，都下放給相關部門的官員。”

劉惟誠也說，“昌明經濟”只提供一個大方向，因此接下來，政府會陸續推介更多大藍圖和計劃來配合，這些大藍圖才是執行細節。

利益受損者反抗 政府妥協

另外，黃錦榮指出，大馬政府執行力偏低，不是因為說了不做，而是每次執行一個政策，一定會有“輸家”和“贏家”，利益受損的那一方會反抗，若政府意願不強，政策最終就“U轉”。

“經濟改革都是資源再分配，因此必然會產生抗衡。比如補貼改革，就是一種財富再分配，T20收入群體和大企業無法享受補貼，資源就去了另外一個群體，而利益受損的那一方必定會反抗。”

他還補充，很多時候我國政府執行力不足，是因為各個部門缺乏協調。若要改革成功，執行要到位，這方面一定要做出改變，比如以任務為主的方式（mission-based approach）去完成一個使命，“昌明經濟”也談到這個方式。

他舉例，比如要企業提高僱員的薪金，需助他們提高生產力比如加大出口，才有能力支付更高的薪水。提高薪金這個使命，不僅涉及人力資源，要幫助企業也涉及企業發展部，出口又牽連國際貿易部。

“為了一個認為，各個部門需要共同商討一個政策，然後一起去執行。不能只像過去，由特定部門負責。”

黃錦榮還說，突破舊有行不通的方式，才能提升執行力。

改革慢 能成功嗎？

需要改革，但又不能夠太過積極，安華和政府要如何確保這次我國的經濟改革等措施成功？

劉惟誠相信，政府會先打好基礎，優先處理根本的問題，一步一步改革。因此整個改革步伐不明顯，過程會很緩慢。

他舉例，要做到針對性汽油補貼，各政府部門的訊息互通很重要，相信安華也看到這個問題，所以建立數據中心（PADU），並推動2023年大馬公共監察機構法案（RUU）。

“現在，大馬政府只有很少部分的部門訊息可互通，比如只有內政部的系統如移民局和高等教育基金局貸款（PTPTN）等互通。當2023年大馬公共監察機構法案最快在2025年或2026年在國會表決後，屆時，所有政府部門如關稅局、國民登記局（JPN）和貿消部等就可分享訊息。”

而當全部部門訊息互通，政府就可以實現許多措施，比如消費者填油時，以身分證核實是否是B40群體等。

劉惟誠認為，目前這些工作都是為了重啟消費稅和落實針對性燃油補貼的事前準備工作。

他還說：“經濟改革，不能操之過急，除非好像1997年差點因為亞洲金融危機而破產的韓國。當時韓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貸款援助，進行經濟改革、重組大企業、鼓勵銀行合併、放開金融領域，強化金融和企業監管等，才能在短短5年內，重新崛起，經濟起飛。”

受訪者也不約而同指出，大馬經濟改革需時5到10年，才能稍微調整到比較符合市場經濟的方向。

因此，他們也認為，政府的壽命要長一些，更有遠見，才能夠完成所建議的改革。

重振機會在眼前 大馬是否把握？

雖然改革之路，安華和大馬都挑戰重重，但也不缺乏機會。

劉惟誠說，目前，西方和中國對立、以巴衝突導致穆斯林與西方世界陷入僵局，對大馬來說是最好的機遇。因為安華立場中立，西方、中國、新加坡和穆斯林國家領袖，對他都不抗拒。

安華形象好
受穆斯林國家和西方認可

“安華本身，對大馬身處危機狀態，其實是很好的催化劑。因為他的形象在穆斯林國家很好，同時受到西方世界領袖認可，是世上少有的領袖，除了印尼總統佐科威，他就是另一個，他們可左右逢源。”

他舉例，當西方與中國鬧僵，進行封鎖和制裁，很多東西就可以透過大馬進口和再出口，可成為很好的中轉站。

“而且安華本身的理念從以前到現在沒有太大改變，也沒有變得很極端。經濟理念仍傾向於開放經濟，西方世界相對來說，對他比較放心。”

劉惟誠說：“目前可說是我們發災難財的好時機，但回到了國家競爭力不足等問題上，還沒有做好準備。”

世行指出，中美貿易紛爭以來，大馬的半導體領域一直是一大亮點。在2021至2022年中美貿易戰爭期間，加上得益於全球科技週期，大馬半導體出口，尤其是集成電路錄得高達30%強勁增長率。

張有傑說，中美貿易緊張也增加大馬對兩國的半導體出口。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品徵稅每上升1個百分點，大馬出口到美國的半導體將增加1.6%，出口到中國更多，增幅達2.5%。

但他同時提醒，中美貿易緊張也使大馬從中國進口的半導體增加，若美國製裁中國並擾亂中國的供應，將影響大馬生產下游產品的能力。

因此建議，大馬經濟貿易多元化，除了中國，出口市場要多元化，比如到東盟市場。而且產品要多元化，橫跨全球價值鏈，更要有深度，降低全球科技週期和極端氣候等風險；也需發展服務領域和提高國家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