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1:45am 17/12/2023

坐看雲起 | 當競選輸家假扮贏家之時

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

坐看云起)当竞选输家假扮赢家之时

在親民主黨派于波蘭大選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兩個多月後，反對派領袖圖斯克終於宣誓就任總理。起初他的前任、來自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法律與正義黨的馬泰烏什·莫拉維茨基被聽命於該黨的總統杜達假託組建政府的名義重新任命為首相，但卻不出所料地未能在議會贏得信任投票。

近年來民主選舉中出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輸家拒絕接受失敗），而前文這種雖不違法但顯然不正當的拖延戰術則是其中組成部分。這方面的明顯例子包括2021年1月發生在華盛頓特區和2023年1月於巴西利亞的騷亂。

但還存在一些否認選舉結果的更微妙策略。它們不是出現在與警察的暴力衝突中，而在辦公室裡悄然進行。主角不是民兵組織成員或身著國家足球隊隊服的流氓，而是將各類選舉規則推導到極限的精明律師——學者們將其稱之為“專制法律主義（autocratic legalism）”。

代議民主制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選舉中的輸家總有機會再次形成多數，同時沒有哪個政治決定是不可逆轉的。前者在一個秉承“循環運行”理念的體系中是現實——每次選舉都不會是最後一次。但後者則有點牽強，因為政策會產生一些不可逆轉的後果，即使新上臺的政黨急劇扭轉方向也無法改變。

雖然每任新政府都不會從一張白紙開始，但它們可以對即將卸任的政府提出三個正當要求：不要在最後一刻任命官員或做出政策承諾，尤其是不要做出削弱政府權力的結構性修訂。

波蘭的右翼民粹主義者設法在每個決策上都藉助法律允許的最長時限來把持權柄。杜達等到了最後一刻才任命總理。儘管總統知道莫拉維茨基無法獲得議會多數支持，但他可以聲稱法律與正義黨應該獲得首先組建政府的機會，因為它是選舉中得票最多的政黨。而莫拉維茨基則反過來拖到最後一刻才向議會下院（Sejm）呈交政府名單。

伴隨這些舉措的是法律與正義黨領袖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提出的一連串指控，聲稱選舉遭到操縱，且被外部勢力（尤其是德國）竊取。就在本週，卡欽斯基抱怨歐盟試圖用一個波蘭人居住但由布魯塞爾或最終給柏林控制的領土替換波蘭國家。他不僅將權力交接描述為錯誤之舉（任何民主國家的政治家都可能這樣說），還將其稱之為對國家的背叛（只有右翼民粹主義者和立志成為獨裁者的人才會發出如此指控）。

在傀儡總統為法律與正義黨爭取的那段時間，該黨任命了眾多黨徒就任各類國家機構和委員會職位。即使這些人會給新總理製造大量障礙，但要移除他們幾乎不太可能，因為這些任命在技術上是不違法的。

法律與正義黨政府還將資金投給那些推廣其偏愛項目的基金會和研究機構，包括“基督教遺產”和民族主義。雖說這些地方顯然都是些閒職，但它們也能對政治文化產生長期影響。更不祥的是，該黨在最後第11小時對司法系統做出的修改，包括降低法院裁定的法定法官人數要求，可能會確保那些由杜達任命的法官在未來幾年中都佔據上風。

當然那些沒有獨裁傾向的政黨也為其繼任者設置政策陷阱——儘管通常是在提請舉行一場預計自己會輸掉的選舉之前。比如英國保守黨就在反對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的1997年大選前制定了嚴格的支出限制。而即將上任的工黨政府害怕顯得在財政上不審慎，堅持執行了這些限制（保守黨後來承認如果預計勝選的話不會這樣做。）這完全毫無意義地導致了英國公共服務經費不足。而工黨則反過來在保守黨2010年重新掌權前增稅並通過了進步立法。

儘管有失公平，但這些政策陷阱可以被發現且理論上可以被移除。更具挑戰性的是那些削弱選舉贏家行政能力的結構性變化。當反對黨在伊斯坦布爾和布達佩斯的市長選舉中獲勝時，由右翼民粹主義者領導的國家政府直接削減了這些城市的財政手段和行政能力。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位即將離任的共和黨州長在州立法機構的幫助下剝奪了其民主黨繼任者的多項重要行政權力。

如何阻止這些借法律行事的獨裁者？首先，可以設立一些新規則使最後一刻的任命變得更加困難。當然，正如許多保護民主制度的措施一樣，問題在於這些規則都取決於它們所要確保的內容。2016年時美國參議院共和黨人主張總統不應再在選舉年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但當他們在2020年選舉前有機會安插自己的提名人時卻改變了立場。

即將離任的政府——實際上是看守政府——應被要求提供更多的立法辯論機會。這將減緩任何修訂行為並提供急需的公眾公開，儘管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痛苦地認識到僅僅依靠透明度本身並不能解決問題：渴望成為獨裁者的人，特別是那些奉行法律主義策略的人，已經變得太無恥了。

但除非我們知道即將離任的政府正在做什麼，否則根本無法羞辱它。反對黨甚至是公民社會至少可以抵制那些假裝成贏家的輸家。畢竟他們只在自己一方佔據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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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維爾納·穆勒，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民主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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