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九槍》引用警員密錄器第一視角的畫面,讓觀眾隔著熒幕“眼睜睜看著”遭警員連續射擊9槍的越南移工阮國非(Nguyen Quoc Phi),全身赤裸,流著鮮血沾滿塵土,躺在警車旁垂死掙扎……這是片中最爭議、最讓人難以直視的畫面。
“我讓你不舒服,也就是讓你沒辦法消費這個片子。”導演蔡崇隆希望觀眾帶著這種沒辦法消化的心情離開,回到現實世界再次看到移工時,眼光可能從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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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曾經見證過一個真實移工的死亡,而且是在不合理的(社會)結構跟過程裡面死亡的。然後你要不要繼續讓這件事情發生,你要不要再變成一個大社會的共犯?”蔡崇隆說,這是留給觀眾的道德選擇。
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受訪者提供、 《九槍》臉書粉絲專頁
2017年8月31日,臺灣新竹,27歲越南移工阮國非遭警方追捕,被22歲的警察陳崇文連擊9槍倒地,約半小時後才送醫,最終失血過多身亡。事件當時引起臺灣社會輿論二元對立,有者質疑警方執法過當,有者認為死者是非法移工,支持警方。2019年,陳崇文遭判業務過失致死罪成,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3年。
2023年10月15日,《九槍》在隆雪華堂放映,人在臺灣的導演蔡崇隆特地與馬來西亞觀眾連線對談。他解釋,以阮國非事件“借題發揮”拍成的《九槍》,還加入了幾起移工工傷身亡事件,目的是探討移工在臺處境,延伸審視移工聘僱的結構問題。
兩週後,與蔡崇隆連線越洋專訪,談起兩地的映後座談,觀眾都聚焦那個赤裸移工與一批民防人員及警察對峙的畫面。他會延伸討論,把焦點從事主個人拉抬到結構面去討論:移工為何從合法變非法,還要逃跑?中介制度怎麼剝削了移工?警察為何對已經中彈的人連開那麼多槍?警政訓練有什麼不足?
那個對峙現場,蔡崇隆形容為臺灣社會的縮影,一群人對一個移工不聞不問,甚至有點非人化。可是,紀錄片拉長了時空距離,觀眾可以輕易對片中狀況發表意見。他促請觀眾回看身處的環境,主流大眾看到移工死於非命的社會新聞,不也見怪不怪?
當把現象集中在一個紀錄片裡,觀眾不得不面對,就會有批評或討論出來。“我覺得我的角色就是提醒大家,你批評現場那一群人沒有錯,”蔡崇隆說,“但是其實我們其他人也沒有好到哪邊去。”
他以漢娜·鄂蘭說的“平庸之惡”來形容,臺灣移工半奴隸的狀態也是主流社會同意或至少默許的,或知道移工正面臨壓迫結構,卻也真的沒做什麼。蔡崇隆拍攝《九槍》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觀眾不要只把憤怒或不滿留在觀影現場,也要回到自己身上來想。
馬來西亞同樣依賴移工勞動力,同樣的移工議題是你我也該思考的。
恐懼不能以“歧視”一言蔽之
阮國非事件的那場對峙也透露了一種莫名的恐懼——主流且人數較多的一群人,害怕一個沒有穿衣服的移工。蔡崇隆認為不能以“歧視”一言蔽之,那種感覺混有漠視、無視、恐懼、排斥。
“那個恐懼怎麼來的?”蔡崇隆的團隊思考後認為是因為陌生而產生恐懼,“我可以再退一步,因為無知而產生仇恨。我們對特定族群的無知和陌生,可能帶來沒有必要的仇恨跟恐懼。
“對我來講,有色眼鏡跟語言跟文化有關。”
蔡崇隆還有一個身分——越南女婿。2009年他與太太阮金紅結婚,還指導她拍攝紀錄片《失婚記》和《再見可愛陌生人》。
2017年,兩人在居住的嘉義民雄成立“越在嘉文化棧”,成為新住民(婚姻移民)姐妹、東南亞移工休閒玩樂、聚餐的地方。
因此,蔡崇隆認識很多移工和新住民朋友。即便他只會說一些簡單的越南話,雙方有語言隔閡,“但是因為我相信文化沒有高低,我不會因為他們文化和我不一樣,就覺得高高在上。”說到吃,他也毫不挑剔,有些臺灣的越南女婿一輩子都不敢吃魚露,但他都敢品嚐。
蔡崇隆對不同生活飲食文化保持開放,讓移工、新住民也接納了他。“其實人跟人之間的善意,透過長期的相處是會感受得出來的。”他認為,換位思考,願意瞭解他人的文化和語言,保持開放態度去與他們互動,這些差異就可以跨越了。
制度下無聲的他們
早在《九槍》之前,蔡崇隆在2000年代初就拍攝了《移民新娘》三部曲,探討臺灣移民新娘的現象。他的作品都在關注弱勢群體,包括移民、勞工、娼妓、死囚。但他其實不喜歡用“弱勢群體”來形容他們。
“實地訪問、接觸他們,我都覺得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只是因為一些制度或法令造成不公義,讓他們變成結構下的弱勢者。”他說太太會煮飯、捕魚、種田,會做水泥、木工、電工,方方面面都比他強。“其實我們要反省結構造成的問題,不然的話就是一直給他們貼(弱勢)標籤和負面化他們。”
是怎樣的背景打開他對結構弱勢群體的關注?蔡崇隆想過,應該是源於自己曾活在升學主義結構下,一點也不快樂。長大後他看清很多社會問題源於制度和結構,移工議題也一樣。既然有機會當記者,他又在公共電視拿著納稅人的錢製作紀錄片,那就更有義務讓更多人知道,移工不是真正的弱勢者。不只如此,他不想只是幫移工群體代言或詮釋,“我希望他們自己也能夠發展自己發聲的能力。”
記住這個不舒服 然後選擇
“我常跟大家說,這個事情發生了,你光難過或無力感其實是沒有用的。”很多場《九槍》映後座談,蔡崇隆都會這麼提醒觀眾。移工議題是社會結構問題,背後有不合理的聘僱關係、高額的中介費用、基本人權等。
“在私領域或公領域,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蔡崇隆以自己為例,拍攝紀錄片,讓觀者更瞭解移工的處境。在越在嘉文化棧,他們找來律師、心理師、藥劑師合作,東南亞朋友遇到問題可以來這裡尋找專業諮詢。擔心語言不通?他們有很多新住民姐妹擔任翻譯。“讓他們在問題剛發生的初期就能得到一定的關心或解決,而不用到後來發生很嚴重的衝突或人權問題,才只能靠一些移工NGO去抗議或法律途徑。”
蔡崇隆強調,並非因為他是越南女婿才能做這些事。身為大學教授,他鼓勵學生開線上中文班,依不同主題教導移工關鍵會話,學生和越南移工也慢慢變成好朋友。“這個就是學生可以做的事情,只是剛好我這個老師媒合了他們。”
在蔡崇隆看來,臺灣同志人權走得較前是有其基礎的,很多大學在十幾年前就陸續成立性別人權社團,年輕人參與並努力著。移工議題也一樣,他認為學生可以在學校成立多元文化社,在社團脈絡下去倡議或支持移工。
一個國家接受且仰賴另一個國家輸出的勞動力,但回到人的根本,你我有沒有意願和動力去了解對方?蔡崇隆自認,《九槍》傳播的是負能量,但他真的希望觀眾記住這個不舒服,看到這場死亡更多是周邊人的冷漠造成的。“如果你覺得這個冷漠是讓你不舒服的,那請你不要繼續下去。”
蔡崇隆檔案 1986年畢業自臺灣政治大學法律系,是戒嚴時期的末代大學生。不過當時社會早已鬆動,他看禁書、禁片,夢想當記者,用合法身分去探究好奇,瞭解臺灣社會和整個世界。 畢業後他如願成為文字記者,後來進入電視臺製作深度專題,再加入公共電視製作紀錄片。現在,他是獨立紀錄片導演,也在臺灣中正大學傳播系擔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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