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過去40年間,國民年均所得從只有大馬的10.5%(203美元:1925美元)到超越大馬(12471美元:12813美元),自然有其值得學習之處,“新向東學習”政策,我們不易複製中國成功經驗,但至少可以從人才培育開始,所以在積極爭取外資的同時,也應該著重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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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安華近日赴日本出席“東盟與日本紀念峰會”期間,先後會見了日相岸田文雄與各界人士,成功吸引總值65.6億令吉的潛在投資,如果加上今年6月大馬赴日訪問團取得230億令吉潛在投資的成果,日商來馬潛在投資額已接近300億令吉。
除了已經在馬投資的羅姆和光、日本電氣和三井物產三大企業表態願意增加投資外,據投資、貿易及工業部長東姑賽夫魯披露,新增的潛在投資者的業務涵蓋可再生能源、電子與電器、化學和數字經濟等。
回顧過去一年,安華多次出訪,吸引外資流入的成果豐碩。安華上任後,分別於3月訪問北京和海南、9月出席南寧舉行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其中的首次訪問,獲得中國價值1700億令吉的投資承諾。
10月旋風式訪問阿聯酋,也帶回406億令吉的投資承諾,涵蓋領域包括再生能源、航空航天和物流。
11月中旬安華率團赴美參加APEC會議,稍後宣佈大馬從美國主要科技巨頭創造630.2億令吉的潛在投資額;這包括在APEC會議期間與美國科技巨頭,如谷歌、Enovix Corp.、微軟、TikTok及TPG等領導人一對一會議達成。
安華任相年餘,多次出訪,除了強化因疫情而中斷的國際關係,同時積極爭取外資來馬投資,中、美、日、韓與中東國家的企業體,都是首相爭取的目標。
12月18日安華趁著在東京之便,與大馬僑民見面時發表重要談話。首相表示,大馬長期以來一直將日本和韓國視為經濟發展的楷模,現在也有興趣向中國取經學習。他說:“大馬需要採取更開放的態度,修改已經實施了40年的政策。”
前首相敦馬曾於1982年提出的“向東學習”政策,當時敦馬的主要方向是向日本和韓國學習經濟現代化的策略與效率,但當時敦馬所指的學習對象不包括中國,如今,當大馬說“向東學習”時,包括了中國,首相安華表示。
中國隨著產業成功升級轉型與國家經濟大幅成長,國民年均所得(人均GDP)從1982年的203美元成長至12813美元,增幅63倍。同期間,大馬人均GDP僅從1925美元成長6.5倍至12471美元;兩兩比較高下立判。所以說,安華將中國納入“向東學習”的對象是理所當然。
1949年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停滯了很長的一段時間。1978年鄧小平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策,改革開放也成了中國歷史上重大決策的改變過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先後出現了以深圳經濟特區與上海浦東新區為代表的發展模式。
1990年中國先後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誕生了中國資本市場。在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勞動人力供應獲得保障情況下,中國得以同步發展1級(農漁畜)、2級(工業、礦業)、3級產業(服務及物流)及推動進出口貿易,國內外投資也在此時驟增。
“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不可能全盤複製,但可以參考。
其一,龐大的人口支持內需消費市場的發展,只靠14億的消費人口就足以支撐任何產業(電子電器、汽車、手機、旅遊)的經濟規模。
其二,中國充沛的人力資源使得國家經濟發展初期不虞人力匱乏;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有計劃的進行產學(產業與大學)合作,每年近千萬的高素質人才資源投入就業市場,推動了各類產業的升級轉型。
其三,中國產業發展一直跟著全球趨勢在走,從一開始低品質的傳統工業逐步走向附加價值更高的科技產業,甚至“彎道超車”,很多高科技產品的技術水平已經超韓日趕美德,這也是美國起了警剔之心的關鍵因素。
其四,除了產業發展,中國也積極投入國內基礎建設(如高鐵等),並向國外輸出大規模建設(如雅萬高鐵、大馬東鐵等),與發展中國家緊密聯繫,成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或“生命共同體”。
中國在過去40年間,國民年均所得從只有大馬的10.5%(203美元:1925美元)到超越大馬(12471美元:12813美元),自然有其值得學習之處,“新向東學習”政策,我們不易複製中國成功經驗,但至少可以從人才培育開始,所以在積極爭取外資的同時,也應該著重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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