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1日综合电)中共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志存高远,拼搏进取,未雨绸缪。而李佳佳(音译)只想中彩票。
《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低迷,职场失意,政府的家长式作风,让李佳佳这样的中国年轻人心灰意冷,他们想摆脱长辈们为他们精心规划的人生道路,但这与政府的优先事务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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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4岁的李佳佳从中国东南部的老家来北京,在一家科技新创公司找了一份内容创作者的工作,但后来她发现,这份工作单调乏味。她说自己并不渴望在公司里步步高升,特别是在中国高薪技术岗位日益减少的时候。
她表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府身影令人窒息。虽然上高中的时候她想当一名记者,但后来她了解到政府对媒体的审查有多么严格,就放弃了。
她说,中彩票是低概率事件,她知道,但玩彩票的时候,她至少可以憧憬一下更美好的生活——那多半是在国外。
“我想离开这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短期内肯定没法做到,但眼下刮彩票带来的刺激感能让我感到稍微好过一些。”
自从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被政府镇压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经济飞速发展和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在这期间长大成人的中国年轻人大多遵循社会规范,也由此获得了回报。
他们为了进入名牌大学而刻苦学习,在快速发展的企业中拼命工作,按照世人对职场和家庭的传统期待行事,抓住了中国经济繁荣的机会,实现了物质层面的成功。
很多人现在依然如故。但随著向上流动的前景变得黯淡,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开始质疑甚至完全否定这条路径。
为了遏制冠病疫情的蔓延,中国政府先前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严厉管控,这让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共和其他权力在自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思考生命的意义和自己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许多人过去从没考虑过这类问题。
中国青年失业率今年超过21%,创出历史纪录,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成功之道的信心。像李佳佳这样的人也对其他一些问题感到沮丧,例如国内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推特(Twitter)或Instagram等外国程式在中国被过滤。
许多人正辞去工作,转向冥想和其他灵修。有些人远离超大城市,到大理等地重新开始生活。大理是中国西南部城市,因汇聚了众多数字游民和隐居者而闻名。
还有人跑到山区的算命摊和佛寺,或是研究老子和黑塞等中西方哲学家和作家。有些人举办“辞职派对”,拉起横幅庆祝重获自由。
研究中国社会的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人类学和性别研究教授弗里德曼(Sara Friedman)说,大量资源被投入到这代人身上。
“他们真的很努力,也真的被逼得太紧了。现在他们说,‘我不想争了,我要退出’,这是个很激进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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