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艺前辈马仑先生/李开璇（新山）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
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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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
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
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察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像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
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找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
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吵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
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
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
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
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
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
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
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
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
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
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
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
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
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
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
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
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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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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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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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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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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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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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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