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艺前辈马仑先生/李开璇（新山）

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

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

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

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

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

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

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

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

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

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

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

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

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

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

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

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