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言丹/灰孩儿
她习惯在每天清晨，到厨房里拿出那把从旧居带来的红棍地拖，插进水桶里，再抽出榨水，从大门那边开始往房子内部清洁地板。地拖如老蛇缓缓爬过平滑发亮的奶白色瓷砖，留下一层晶莹剔透的水膜，在还未熟透的阳光下蒸发脱落。
儿子常叫她把那把破烂陈旧的地拖扔掉，说是对她的驼背不好，要给她买现在流行的洗地机械人。她连连摇头，年纪大了便是如此，腰脊的老骨头用了几十年了，哪能不生锈变形呢？以前做清洁工那么多年，早已习惯每天拖地抹窗洗马桶扔垃圾，现在虽然退休了，可一停下来还是会浑身发痒难受。而且不找这些有的没的来做，她还能做什么呢？她的丈夫去得早，她可算是一个人拼死拼活地把两个孩子带大，每天做两份工，白天到大山脚那大型商场里洗厕所，晚上到餐馆里洗碗，还要包办家里的家务事和孩子们的三餐，日子虽苦，可也过得充实。那时候没得选择，她也没想那么多，刚好找到了工作，一做便是几十年，除了清洁，她其他什么也不会。她花大半辈子把别人不愿看的、觉得肮脏的东西全部清理解决掉，现在她感觉唯一剩下的碍事无用之物好像就是她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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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搬进这新式公寓已经接近一年，还是觉得不习惯。她不是不欣赏儿女们送她这房子的一片孝心，只是房子太新太大了，宽敞的客厅里能放下一张永远不会满座的四人座沙发，三间房间里有两间都成了没什么杂物的杂物房。她只有一个人，一个微小残破的身体，怎样也用不完这些过剩的空间。儿子最近移民到新加坡了，女儿一、两个月才回来看她一次，每次匆匆忙忙地吃完一顿饭，没谈上两句话又匆匆忙忙地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这陌生的空间里继续轮回，如旋转木马上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早已跑不动了，还得每天毫无意义地被时间往前推赶。
刚搬进这公寓时，她每隔几天便会认真地把整间房子从头到尾彻底清洁一次，生怕留下一点污迹。厨房墙上的油迹、玻璃窗上的水迹、书柜层架上的尘埃、瓷砖缝隙间顽固的霉菌，通通都会被她小心翼翼地清除掉。把清洁做完后，她便独自坐在沙发上休息，一坐便是一整天，偶尔看看电视，偶尔看看地砖上随太阳移动而缓慢地由长变短、由短化无的影子，感受那种和她恰好相反的、返老还童的过程。有时候她感觉连这房子都比她有生命，而她像一个被遗忘的人偶，正一点一滴地随时间消亡褪色，最终只会变成沙发上一摊面目模糊的污迹。
可不知为何，她最近发现这房子总是很快便长出新的灰尘。有时候她早上才刚做完清洁，到下午她便发现客厅的角落里已经披上一层薄薄的灰，书柜层架上也不知从何冒出几颗小尘球，像是在跟她比拼到底是她的手脚快还是它们的生长速度快。一开始她觉得每天这样打扫很白费功夫，后来不知怎的，看到灰尘慢慢堆积起来，她倒也觉得心安，感觉时间真的有往前流动，并非凝滞如她自己。
渐渐地，她会花一整个下午观察尘埃生长的形态，看它们相互纠缠如无害的菌丝，或在空气中轻轻飘来如初生婴儿长出的毛发。一阵微风吹来，它们便如长出小腿的蒲公英纷纷在屋内乱跑乱跳，甚是可爱。细心观察数天后，她才心有不舍地用湿布温柔地擦拭表面，然后静待尘埃下一次的生长。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以来这么努力地对付的敌人，现在却变成了她苦闷生活中的唯一依托。
那天她在睡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一团异常厚实的灰尘，足足有一个巴掌那么大，似乎已经长了好些时日，应该是一直悄悄地躲藏在床与墙的缝隙间，才逃过了被她清理掉的命运。她正要去把扫把拿出来，竟好像看到那块灰尘微微颤动了一下。她眨一眨眼，觉得自己肯定是老眼昏花了。她扶着床沿弯下腰，凑近一看，果真见到那块灰尘的尘丝正缓慢而均速地往左右两边延伸着，宛如一棵正在长出新枝的小树苗，或是一个不断滚出新线的毛球。她愣住了，不可置信地把那片尘埃小心捧起，可令她更惊讶的是，她的掌心里竟传出一阵久违的温热。
她把那片尘埃放在杂物房灰尘最多的角落里养着，每天看它从四方八面吸收空气里的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着，不出几天已长大一倍有余。她开始不再打扫家里的一切，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外，便是一心一意地喂养这小小的尘孩儿。慢慢地，它从一个形状模糊的灰暗物体长成一个圆滚滚的块状，表面破出几个小洞口，下面连着一个近似于躯干的部分，伸展出几只肢体的形状。她轻轻抚摸那细致柔顺的表面，又不敢使力，生怕它如一片脆弱的云朵一样，一触就散。她着迷地看着这尘孩儿，觉得世间上其他所有东西都不再重要了，她能感觉到自己心里某个早已枯萎的空洞好像重新冒出一股鲜活的温热，体内沉寂已久的时钟发条也再次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那天晚上女儿来她家吃晚饭，甫踏进门，她便察觉到房子的异样。客厅墙上有几处明显的污迹，已经干枯了，几乎和墙壁融为一体；书架层板上铺满灰尘，看上去已有些时日没有打扫；混浊的空气中飘来一丝弱弱的腐烂味道，而平时门常开的杂物房间也不知为何紧闭着。她走过去，凑在门上一听，隐约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活动着，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妈，你养宠物了？女儿问。没有啊，她说。房子怎么没打扫呢，到处都是污迹，脏得很，她又问。我这阵子有点忙，过几天吧，我会好好清洁的。女儿一脸怀疑地看着她。妈，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我告诉周医生，让他来看看你。我下星期要出差了，三个月后才回来，你得好好照顾自己。她唯唯诺诺地点头，脸上一直荡漾着一种谜样的笑意。
临走前，女儿在饭桌上留下一瓶药，再三叮嘱她要准时吃药。把女儿送走后，她捡起药瓶，随手便扔进垃圾桶里。她走到杂物房前，打开门。只见房间里的天花板、墙壁、地板、杂物、角落全都爬满灰白的尘丝，结出一张张错综盘结的灰网，在白灯下泛着点点银光，俨如一座冬日灰尘森林。门扬起一阵灰尘，可她没有丝毫反应，径自走向房间中那张尘造的婴儿床，抱起床上一个灰头灰脸的婴儿。婴儿脸上长着和她一样的耳朵眼睛鼻子，小小的胸脯一起一伏，一看到她，便咧开刚成形的嘴巴，发出银铃般的碎碎笑声。她也笑了，让初绽的尘丝缠上她双手，爬上她苍老的发丝，沿着她脸上深刻蜿蜒的皱纹，在她睫毛上结出灰霜，然后重新编织出一团新的、未知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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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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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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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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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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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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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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