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东南亚的海洋区域,“中国因素”又扮演怎样的角色?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正视的问题。谈东南亚,不应忽略“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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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点比较专门的学术课题。因这两年为GIT旅游学院给导游上了好几场讲座,在谈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以及谈古代马中文化交流的历史时,都会涉及海洋史。讲郑和下西洋,说华人的南来和繁衍,也会涉及中国海洋史以及不同时代的海洋政策。
什么是海洋史?这是一专门的学术领域,涉及历史思路及其历史视角。就像今天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我们既不能局限于在地本国人的本位主义坐井观天,也不应仅是从中国或西方的立场来看问题。我们必须从整体来看,从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互联关系来看。
在海洋史这学术领域里,日本学者的论述颇有见地。例如羽田正编,小岛毅监修的《从海洋看历史》就指出“海洋与人”的互动和交易类型,突出了“海域”概念。这“海域”不是自然地理的认知,而是指以海洋为媒介,海域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生活空间,是一个作为人、物品和情报的移动与交流的场域。羽田正提说,过去我们习惯从国家单位来看历史,那是以陆地为中心来思考人类活动的传统思路。但若“从海洋看历史”,整个视野大不同。
“海洋史”研究其实是一个跨越国境的“全球史”视野。这种海洋史思路及理论渊源可追溯自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地中海研究而展开的“海洋史”。其《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即以地中海历史置入世界史的框架中,以“长时段”的视角去透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展露此区域所存在的缓慢的、重复的、周期性又具有连续性节奏的地中海世界之“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从而开启了二战后以海洋场域为研究单元的史学研究范式。
但是这种以地中海为区域中心所展开的海域史研究,仍是具有西方中心观的偏向。为转换这种偏差,1985年,印度裔学者乔都(K. N. Chaudhuri)《印度洋的商贸与文明:从伊斯兰兴起至1750年经济史》借用了布罗代尔的理论结构框架,强调海域的整体性及其主体性,但其重点在于,这个长期存在的远程商贸之海域,并不是在西方,而是印度洋。乔都把众人的研究视野扩大至亚洲海域。
而把关注点移来东南亚,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荷兰学者范尼尔(J. C. van Leur)在研究印尼的海洋贸易时,已关注到亚洲海域的“共生性”。为纠正和反省过去常站在“殖民者碉堡”和“洋船甲板”上来看东南亚的“西方中心观”,当代学界已纷纷翻转其研究视角,尝试以东南亚为中心来看待东南亚的历史。
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地争取独立建国,加上冷战时期的现实需求,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其中,英国史学家霍尔(D.G.E. Hall)的《东南亚史》,可视为代表之作。霍尔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强调了东南亚的统一性和自主性,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以往的“西方中心”倾向。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安东尼里德(Antony Reid)的《贸易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更是借用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总体历史”研究范式,以东南亚海域为主体,论述1450年至1680年东南亚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然而,安东尼里德的历史视角其实还是存在问题的。其所论及的东南亚贸易时代虽然关注了东南亚区域城市、商贸等各方方面面,却忽略了对这区域以外,如中国海洋政策对此区域影响的重点分析。书中虽言及中华帝国的海洋政策会影响东南亚区域的海贸生态,但就其具体的实况,缺乏深入探讨,也难以从中窥探东南亚的一些“小国”(如马六甲王朝)是如何崛起的关键契机。
东亚、东南亚或南海区域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性”?这海洋区域的“自主性”是否有其一致、共同的“整体性”?在此商贸海域中的各国和各港市,有无其各自的独特性和歧异性?这些都是当代东南亚史学者及强调“在地性”、强调内在的“自主性”,主张网络互联的海洋区域研究学者需要再深入探讨的课题。而在此东南亚的海洋区域,“中国因素”又扮演怎样的角色?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正视的问题。谈东南亚,不应忽略“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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