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久玲.用好外资催生本地工业聚群
我建议已到时候审查我们的国家和外资合作的方法。很多招商引资政策和激励措施都是1.0的，过于笼统也过时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专业和有针对性的投资，我建议国家考虑制订招商引资政策和激励措施2.0，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表现出更多深度参与马来西亚工业发展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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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最近被世界经济论坛（WEF）评为东南亚能源转型条件最佳的国家。该转型条件指数考虑了如何系统性让国家转向用更环保能源。这是在当今世界将环保、可持续发展、治理（ESG）置于首位时马来西亚突显的最强大的比较优势。马来西亚的天然天赋条件让它成为外来投资最高的6个国家之一。
2023年首9个月，马来西亚已获得总计2300.7亿令吉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包括日本的230.7亿令吉、中国1700亿令吉、韩国的240亿令吉和新加坡的130亿令吉的投资承诺。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也是政府和人民必须珍惜的。但我们也必须看清楚，这个出色表现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
外国直接投资来马并不新鲜，因为我们位于赤道气候圈（即我们可以全年365天运营），我们距离世界主要城市是一夜的航程，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能源、土地，人工运营成本仍然较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成本上升地区已经带来挑战。所以这些外资并不新鲜。如果你去槟城的峇六拜工业区，你会以为你在美国，所有资讯工艺、半导体的顶级品牌都在那里。50后的今天，槟城硅岛贡献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13%。毫无疑问，这个生态系统也孕育了很多有为的本土企业人，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我们现在有9家市值超过10亿令吉优秀的本地半导体公司在我们的交易所上市。他们干得好，值得庆祝。要外资做什么？我们更不能固步自封，而要深入研究外资为我们工业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招商引资？是创造就业机会？是出售资源（包括电力和土地）？是赚取税收？是催生和带动本地工业化？我们知道外资来是因为你的劳动力便宜，你的石油、电力和土地便宜，而且你有税收优惠政策，有些公司可以享受到10年的免税！但对于帮助国家建设工业基础，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检讨外资的阶段性作用。
在第一个50年（从1970年代开始），当国家没有工业基础并且我们需要快速为人民创造就业和收入时，我们可以开始第一个层次的外资。但我们不能忽视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的战略。我们在外资方面表现出色。这都很好，继续加油。但实际上我们如何从外资中获得更多它们的参与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当地工业基础。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中产阶级。例如半导体领域的大部分业务在技术链中处于中低水平；但现在世界正在向先进封装迁移，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运营商向上迁移。
东道国政府必须进行监督，以确保外资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可持续经济，从低价值到高价值，再到可持续和无污染。外资的传统观点认为它们是迁徙性的，当东道国经济成本上升时，它们会像候鸟一样迁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当食物耗尽（有利条件发生变化）时，鸟儿就离开了。
在与政府的对话中，拿督赖炳荣分享了他担任摩托罗拉中国战略主席时的经验。他提出了3个经验：1.技术资金换市场——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电信技术，而且非常想要。当时的摩托罗拉是世界电信技术的领头羊。赖炳荣促进了一家100%外资控股的中国企业，摩托罗拉把制造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从而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愿意用市场以换取这种技术和投资。
2.发展当地供应链：摩托罗拉联系了供应链上的100多家成员，鼓励他们在中国设厂，为摩托罗拉供货。如果他们没有中国生产基地，摩托罗拉将停止向他们采购。由此拉开了中国电信供应链建设的序幕。
3、进行管理本土化：摩托罗拉为中国经理人提供MBA课程的培训和支持，让中国人接班。其中包括培训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1000位经理人，帮助他们与市场经济接轨。
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成功已经成为中国招商引资历史的佳话。在此期间，摩托罗拉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者；它成为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领导者，占据整个市场份额的30%。摩托罗拉中国为摩托罗拉母公司贡献了最大的利润。
在中国摩托罗拉模式还用于许多其他工业领域。目前，2020年全球10个战略性产业中，中国占据7个（计算机和电子、化工、机械设备、机动车辆、基础金属、金属制品、电气设备）。报告显示汉密尔顿工业指数，中国在全球10个战略产业中的产出份额在全球的份额从3%上升至25%，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国家则从85%下降至58%。报告还称，中国先进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比美国高70%。ITIF估计，美国产出应增长69%，即1.5万亿美元，才能赶上中国的水平！在此前发布的《中国工业2025规划》中，中国希望到2025年将国产工业零件比重提高到75%。
我建议已到时候审查我们的国家和外资合作的方法。很多招商引资政策和激励措施都是1.0的，过于笼统也过时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专业和有针对性的投资，我建议国家考虑制订招商引资政策和激励措施2.0，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表现出更多深度参与马来西亚工业发展的意愿。本地企业也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做法，例如开发商不能只想着出售房地产，而是要到选定的郊区与州政府合作发展产业聚群；为目标行业设计适当的空间和配套基础设施，以实现这些产业聚群的高效发展。在工业房地产，工业界抱怨改造不适合空间的高昂成本，这些空间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且没有支持固体和液体排废的设备、缺员工宿舍和生活设施的基础设施，以及为孩子提供教育和一个宜居的生活配套。其中许多项目都缺完善考虑，而不是一个看到整体社区诞生的计划，因此有许多独立的工业空间没有配套，无法形成聚群。
在许多其他的国家，您会看到产业聚群是深度规划好的，并为该特定产业聚群提供必要的支援配套和服务。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
我们很高兴部分政府高层开始转变思维；现在我们得把共识扩大到整个政府，工商界和社会。我之前提出过有关我们理工科教育的危机。这是政府和整个社会必须拿出变革的决心的另一个重中之重的领域。如果理工科教育不改善，政府为吸引外资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会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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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6日讯）报告显示，尽管马来西亚女性在教室里有良好表现，但仍难在国会中获得一席之位。
《星报》报道，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在男女获得平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得分最高；然而，马来西亚在女性政治赋权和代表性方面的得分，是东盟区域最低。
“更糟糕的是，马来西亚在整体性别平等方面，也落后于东盟其他国家。”
菲整体性别平等排首位
由于缅甸没有相关数据，因此报告仅列出东盟9个成员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得分。在整体性别平等排名中，马来西亚以0.668的得分位列第9，排在末位；菲律宾则以最高得分0.779排在首位。
排在次位的则是新加坡，得分0.744；紧随其后的是泰国，得分0.72。
根据报告，整体性别平等的得分是依据4个关键指标，即经济参与度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以及政治赋权来计算。
马需积极提升女性地位
妇女行动组织（AWAM）高级倡议员阿曼达穗达表示，若要提高得分，马来西亚需要采取显著的行动协助提升女性地位，就像邻国已经做的那样。
她说，菲律宾已通过《妇女大宪章》将性别平等制度化，该宪章是一个全面的法律，规定必须让妇女在所有领域，包括政治、就业和教育领域都享有平等机会。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支持妇女参加劳动力和领导层方面的政策投入许多。
“这体现在新加坡妇女发展白皮书中，该白皮书概述了促进平等社会的10年路线图。”
她说，这两个国家都将性别平等视为国家优先事项，而不是事后才想起的事项。
“马来西亚必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大胆的政策、法律的改革和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妇女在各个层面都有代表和获得赋权。”
教育平等马菲位列前茅
然而，尽管马来西亚在整体性别平等排名中落后于其他东盟国家，但在教育水平方面，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一起位列前茅。
报告显示，马来西亚在教育平等方面的得分为1，得分1分象征着平等情况最优，这意味着马来西亚的男性和女性都享有平等获得教育的机会。
不过，妇女援助组织（WAO）高级研究员艾丽莎李指出，这并不意味女性在其他领域也享有平等机会。
女性仅占劳动力66.6%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所（KRI）的数据，尽管52%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只有其中的66.6%是劳动力的一部分。”
在政治赋权方面，马来西亚的得分则是东盟国家中最低的，为0.068。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严重偏向男性，出任部长和在国会担任要职的以男性居多。
不过，纵观其他东盟国家的政治赋权得分，可以看见各国在此方面的得分都相对低，没有任何一个东盟国家的得分超过0.5。
女性参政面对文化挑战
艾丽莎李在评论马来西亚在女性政治赋权方面得分较低时说，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和女生不断面对文化挑战。
“根据妇女援助组织于2021年的一项研究，58.8%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能力不如男性。”
阿曼达穗达也赞同上述说法，表示男女在政治代表性方面存在差异，并不是因为女性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女性持续面对的障碍。
“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和政党资源的分配不均，尤其是选举期间的机器和资金分配不均，就是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
“媒体对女性领导人的报道，往往只关注她们的外表而不是她们的政策，这种轻视也导致女性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她说，从政的女性还面对需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
“更糟糕的是，女性仍面对性骚扰，比如在国会会议或州议会会议上存在贬损的言论和冒犯性笑话。”
她说，除非这些挑战被消除，否则马来西亚将无法看到一个可以反映出我国多样性的政治格局。
越国会女议员占30.3%最高
根据东盟统计局（ASEANstats）在2020年统计的数据，在东盟各国的国会中，越南国会拥有最高比率的女性，即其中30.3%的席位皆由女性掌握。
紧接着便是新加坡，有29.8%的席位是由女性掌握。
在马来西亚，则仅有14.4%的席位是由女性掌握。
女高层人数待提升
东盟统计局在2020年的数据也显示，在管理层担任要职的女性人数也有待提升。其中，拥有最高女性比率的是菲律宾，在管理层的女性比率占53%，其他东盟国家的管理层女性比率则都少于50%。
仅新泰越性别平等改善
在整体性别平等得分方面，马来西亚的得分从2020年的0.0677下降至去年的0.668。
在东盟区域，只有3个国家在2020至2024年期间的表现有显著改善，即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针对马来西亚在整体性别平等方面的得分有所下降，艾丽莎李表示，这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层缺乏女性代表。
马若有女首相排名或提高
“菲律宾任命了两位女总统，新加坡则在2017年任命了第一位女总统。
“这些里程碑可能对这两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而鼓励更多女性参与政治。
“这表明，如果马来西亚有第一位女首相，我们的排名可能会提高。”
同时，让更多女性担任这些决策性职位可能会促使政府制定能够直接解决性别挑战的政策。
马两性薪酬差距扩大
此外，最近《星报》也报道，根据大马统计局的数据，马来西亚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正在扩大，即使是从事相似的工作，女性获得的收入也低于男性。
例如，在2023年，从事会计师、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工作的女性每月平均薪资为5046令吉。但从事这些职业的男性，其每月平均薪资为6201令吉，这显示女性收入比男性少18.6%。
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在该调查中，受访者也被询问：“在你的国家中，对于相似的工作，女性的薪资和男性的薪资相差多少？”
在拥有上述数据的东盟9国中，马来西亚排名第8，得分0.719。
在男女薪酬平等的排名中，排在首位的则是新加坡，得分0.794，紧接着是印尼（0.755）和泰国（0.737）。
为进一步提升女性权益，妇女援助组织（WAO）与妇女行动协会（AWAM）再次呼吁政府制定性别平等法案，以今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阿曼达穗达说，性别平等法案将扮演大幅提升大马女性政治参与度的关键举措。
她说，该法案必须建立坚实法律基础，明确定义并禁止公共领域与政治一切的性别歧视。
艾丽莎李表示，政府应尽速通过这项延宕多年的法案（现更名为反性别歧视法案），以全面建立反歧视的法律保障。
“增加对女性发展的投资同样至关重要。例如，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在2025年仅获拨款36亿令吉，预算分配额度位居最后。”
她说，妇女部需处理从妇女、儿童权益到特殊照护等重大议题，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以保障弱势群体。
她指出，解决性别差距不能单靠该妇女部，这项工作需要跨部门协作与全社会参与；包括让公民社会与基层组织更深入参与大马的决策与政策执行，是确保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获得实质支援、不遗漏任何人的关键。
在经济参与与机会平等方面，她说，推行弹性工作安排、政府补助托儿中心服务、有薪育儿假等家庭友善政策，能降低女性就业的障碍。
“实施这类性别转型政策，将为社会建立更完善的性别平等基础。”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拿督斯里南茜苏克利近日回应《星报》国际妇女节专题报道指出，提升女性在政治与决策的参与度，是亟需行动的重点领域。
她说，大马需要更多女性参与决策，不仅代表半数人口的多元声音，更能制定惠及全社会的包容性政策。
为推动进展，部长呼吁职场应更包容女性领导力与贡献，同时期望加强鼓励与支持女性担任领导及政治职务，确保政策制定过程纳入女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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