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专家探讨共同“保根护脉” 新村申遗价值在哪？

“这三组类的新村有着不同的社区规划、生态系统和研究价值，我们希望申遗的代表作能展现新村的多样性价值，包括考虑是否已从原址搬迁。”

申遗名单计划中，首批列入初选的有7个新村，包括柔佛三合港新村、森美兰拉沙新村、霹雳班达马兰新村、马六甲马接新村、槟城武拉必新村、霹雳州甲板新村和雪兰莪仁嘉隆新村。

由于目前该申遗计划仍处于分享和收集史料阶段，最终申遗名单结果或有更动。

吴爱娣：研究新村史如“挖宝”

吴爱娣是三合港新村第四代人，从小在新村长大。她笑说自己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固执”且享受的，更像是一个寻宝和挖宝的过程，将一片片历史图块拼凑起来。

“我阿公是在三合港戒严时期，也就是1951年8月27日搬进新村后才去世的，某天阿公出去割胶，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是父亲告诉她的故事。于是，她开始寻找新村史料，翻阅档案局库、旧报纸、深挖考究，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关于阿公的信息。

感谢老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找到了档案。

“当时阿公是新村的Home Guard（警卫团），他是被枪杀的，尸体有搬到警察局，我也找到了关于赔偿金的资料。”对她而言，这份调查成果也算是一份家族史记吧！

Kernial：唯一成功保留集中村

前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主任、著名学者Kernial Singh Sandhu在《马来亚华人新村研究》著作中写道：“马来亚紧急状态的突出进展是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的实施，大约120万农村人口因此被集中到逾600个‘新’定居点，主要是新村；这是打击共产党行动中的决定性举措。”

这段时代背景，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战败后期、马共及英殖民地历史有紧密关联。1948至1960年的紧急状态时期，英殖民政府先后落实一系列要揪出马共成员的政策，包括宵禁和控制新村人员进出，除了华人，一些新村也牵涉到马来人及印裔族群。

这种类似集中营式的管理也曾发生在世界不同角落，如19世纪末期在南非实行的军化措施，越南则经历过美国的管制。

“但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世界唯一成功的历史立案。”

高度保留相同空间生活方式

吴爱娣说，许多国家的集中村一般在解严后结束，所形成的部落也没有了，但我国不少新村则至今高度保留相同的空间规划，以这套生活方式继续互动。

“新村的价值不在于老屋子本身，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历史、包涵的无形文化和新村人的生活形态。”

时代更迭，很多历史悠久的新村都曾面对相似无奈——老建筑被拆掉、木店屋被大火吞噬、村里的长辈相继逝世，这些被抹去的生活痕迹对老一辈的新村人而言，就像失去了部分昔日记忆。

张集强：新村是“活”文化遗产

但在张集强眼中，这不全然影响新村文化的历史价值，“因为文化遗产的观念都一直在进化，并非一定只能保存它最原始不变的样貌。”

受吴博士之邀，UCSI工程、科技与建筑环境学院副院长张集强加入了ICOMOS及协助新村申遗的行列。他多年来走访各地社区，曾田调沙叻秀新村和锡米山新村，主要研究当地建筑，也带领学生进行新村社区作业，将搜集到的一些基本资料统整后，从中提出新发现或新观点。

“当我们谈到考古遗址、金字塔或欧洲的城堡，这些是‘死了的建筑’，已不再为人使用，若要永久保存，就必须用当作标本的态度来对待。

“可是新村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活着’的文化遗产。”就如很多新村屋子至今还是处充满人气和生命力。

他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真正的价值是在于这个强调人文精神的文化，有没有可能继续的演化下去。

早期像公社 共享资源

“早期的新村有点像是一个公社，大家都在共享资源，在紧急状态时期甚至有大锅饭和分享粮食，每个新村还有自己的守卫团，守望相助。”

那如果把百年老屋装修成一间现代化的青年咖啡厅，算是保护还是破坏呢？

张集强反问，建筑肯定会老化，但只要这些房子的社区规划逻辑还在，建筑物是否可以允许被改变？

走遍好几个新村，社区的连接基本上是以步行和脚踏车可抵达距离作规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维护新村生活状态时，用步行形成的连接应该成为新村文化遗产保存中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空间被汽车占满。”

回到主题，他续说，若在新村开一间青年咖啡厅，顾客停放的汽车却将新村空间占满，那对新村的文化遗产保存是没有达到好处的，“因为它破坏了邻里的和谐的关系。”

思考建成宜居永续环境

假设这间咖啡厅老板意识到这一点，鼓励顾客把车子停在外边，再步行到咖啡厅，甚至愿意跟邻居沟通后把篱笆拆除，让顾客或小孩可以到邻居家的果树下荡秋千，那在保存新村精神文化方面是往好的发展。

“从这角度看，新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因子，不再是单纯把老屋子保留原貌，而是从无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把社区的关系建立成一个非常宜居，而且是永续生存的环境。”

莫哈末沙林：国家致力保遗

这片土地孕育了丰富的宗教与文明。对于政府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国家文物遗产局世界文化遗产组主任莫哈末沙林（Mohd Syahrin）给予肯定。

“我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马来西亚的遗产。”

他指出，自《2005年国家遗产法》颁布后，政府比起以往更加重视保护遗产和遗址。除了沙巴京那巴鲁国家公园及砂拉越穆鲁山国家公园，2008年也成功让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入遗，2012年则轮到霹雳玲珑谷地考古遗址。

“我们也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号召，递交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并陆续有了送王舡活动（WangKang）、马来传统歌谣（Dondang Sayang）、班顿（Pantun）、马来武术（Silat）和吉打传统马来剧场（Mek Mulung）等获UNESCO认可。”

沙林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已有18年，主要职责是发掘和监测所有古迹遗产的保护情况，进一步加强大马对于文化遗产维护的政策。

遗产珍宝没优劣之别

在他眼中，这些遗产珍宝没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别，不论是已获联合国承认或仅列入“候选名单”，只要被当局鉴定存有历史价值，就会尽可能让它在某法规文件下受到保护。

保护古迹的教育推动当然重要，但沙林更希望直接从申遗努力下手。毕竟在国家优先任务、国情等诸多现实限制面前，利用“申遗成功”的招牌来说服当权者动身或许是最实际的做法。

“一般上，某遗产或历史元素获联合国认可后，政府也会更感兴趣让这些古迹带入公众视野，这是引起决策者对保护遗产关注的最佳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国际层级的肯定将伴随着高标准保护原则，保住文化遗产的突出的独特价值（OUV）。

跨国联手促成更多申遗

不过，UNESCO规定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遗一个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有数量限制。沙林只好另谋策略，决定联手其他国家提出跨国遗产申请（joined nomination）。

“我不想马来西亚在申遗方面落后他人，必须制定计划让我们的遗产得到更多机会！”在他与团队的努力下，我国分别与中国和印尼联合提名的王舡庆典和班顿终于2020年申遗成功。

“因为是共同遗产，要将其列入世遗名录是相当挑战性的，我们必须说服其他国家跟我们合作，并同意我们在申请文件中强调的观点，这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