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專家探討共同“保根護脈” 新村申遺價值在哪？

“這三組類的新村有著不同的社區規劃、生態系統和研究價值，我們希望申遺的代表作能展現新村的多樣性價值，包括考慮是否已從原址搬遷。”

申遺名單計劃中，首批列入初選的有7個新村，包括柔佛三合港新村、森美蘭拉沙新村、霹靂班達馬蘭新村、馬六甲馬接新村、檳城武拉必新村、霹靂州甲板新村和雪蘭莪仁嘉隆新村。

由於目前該申遺計劃仍處於分享和收集史料階段，最終申遺名單結果或有更動。

吳愛娣：研究新村史如“挖寶”

吳愛娣是三合港新村第四代人，從小在新村長大。她笑說自己對這方面的研究是“固執”且享受的，更像是一個尋寶和挖寶的過程，將一片片歷史圖塊拼湊起來。

“我阿公是在三合港戒嚴時期，也就是1951年8月27日搬進新村後才去世的，某天阿公出去割膠，就再也沒有回來。”這是父親告訴她的故事。於是，她開始尋找新村史料，翻閱檔案局庫、舊報紙、深挖考究，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關於阿公的信息。

感謝老天不負有心人，她終於找到了檔案。

“當時阿公是新村的Home Guard（警衛團），他是被槍殺的，屍體有搬到警察局，我也找到了關於賠償金的資料。”對她而言，這份調查成果也算是一份家族史記吧！

Kernial：唯一成功保留集中村

前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機構主任、著名學者Kernial Singh Sandhu在《馬來亞華人新村研究》著作中寫道：“馬來亞緊急狀態的突出進展是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的實施，大約120萬農村人口因此被集中到逾600個‘新’定居點，主要是新村；這是打擊共產黨行動中的決定性舉措。”

這段時代背景，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戰敗後期、馬共及英殖民地歷史有緊密關聯。1948至1960年的緊急狀態時期，英殖民政府先後落實一系列要揪出馬共成員的政策，包括宵禁和控制新村人員進出，除了華人，一些新村也牽涉到馬來人及印裔族群。

這種類似集中營式的管理也曾發生在世界不同角落，如19世紀末期在南非實行的軍化措施，越南則經歷過美國的管制。

“但馬來西亞可以說是世界唯一成功的歷史立案。”

高度保留相同空間生活方式

吳愛娣說，許多國家的集中村一般在解嚴後結束，所形成的部落也沒有了，但我國不少新村則至今高度保留相同的空間規劃，以這套生活方式繼續互動。

“新村的價值不在於老屋子本身，重要的是它所承載的歷史、包涵的無形文化和新村人的生活形態。”

時代更迭，很多歷史悠久的新村都曾面對相似無奈——老建築被拆掉、木店屋被大火吞噬、村裡的長輩相繼逝世，這些被抹去的生活痕跡對老一輩的新村人而言，就像失去了部分昔日記憶。

張集強：新村是“活”文化遺產

但在張集強眼中，這不全然影響新村文化的歷史價值，“因為文化遺產的觀念都一直在進化，並非一定只能保存它最原始不變的樣貌。”

受吳博士之邀，UCSI工程、科技與建築環境學院副院長張集強加入了ICOMOS及協助新村申遺的行列。他多年來走訪各地社區，曾田調沙叻秀新村和錫米山新村，主要研究當地建築，也帶領學生進行新村社區作業，將蒐集到的一些基本資料統整後，從中提出新發現或新觀點。

“當我們談到考古遺址、金字塔或歐洲的城堡，這些是‘死了的建築’，已不再為人使用，若要永久保存，就必須用當作標本的態度來對待。

“可是新村不一樣，這是一個‘還活著’的文化遺產。”就如很多新村屋子至今還是處充滿人氣和生命力。

他解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動態的，真正的價值是在於這個強調人文精神的文化，有沒有可能繼續的演化下去。

早期像公社 共享資源

“早期的新村有點像是一個公社，大家都在共享資源，在緊急狀態時期甚至有大鍋飯和分享糧食，每個新村還有自己的守衛團，守望相助。”

那如果把百年老屋裝修成一間現代化的青年咖啡廳，算是保護還是破壞呢？

張集強反問，建築肯定會老化，但只要這些房子的社區規劃邏輯還在，建築物是否可以允許被改變？

走遍好幾個新村，社區的連接基本上是以步行和腳踏車可抵達距離作規劃。“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在維護新村生活狀態時，用步行形成的連接應該成為新村文化遺產保存中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空間被汽車佔滿。”

回到主題，他續說，若在新村開一間青年咖啡廳，顧客停放的汽車卻將新村空間佔滿，那對新村的文化遺產保存是沒有達到好處的，“因為它破壞了鄰里的和諧的關係。”

思考建成宜居永續環境

假設這間咖啡廳老闆意識到這一點，鼓勵顧客把車子停在外邊，再步行到咖啡廳，甚至願意跟鄰居溝通後把籬笆拆除，讓顧客或小孩可以到鄰居家的果樹下盪鞦韆，那在保存新村精神文化方面是往好的發展。

“從這角度看，新村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最重要的因子，不再是單純把老屋子保留原貌，而是從無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把社區的關係建立成一個非常宜居，而且是永續生存的環境。”

莫哈末沙林：國家致力保遺

這片土地孕育了豐富的宗教與文明。對於政府保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努力，國家文物遺產局世界文化遺產組主任莫哈末沙林（Mohd Syahrin）給予肯定。

“我認為馬來西亞政府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來保護馬來西亞的遺產。”

他指出，自《2005年國家遺產法》頒佈後，政府比起以往更加重視保護遺產和遺址。除了沙巴京那巴魯國家公園及砂拉越穆魯山國家公園，2008年也成功讓馬六甲和檳城喬治市入遺，2012年則輪到霹靂玲瓏谷地考古遺址。

“我們也積極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號召，遞交了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申請，並陸續有了送王舡活動（WangKang）、馬來傳統歌謠（Dondang Sayang）、班頓（Pantun）、馬來武術（Silat）和吉打傳統馬來劇場（Mek Mulung）等獲UNESCO認可。”

沙林參與遺產保護工作已有18年，主要職責是發掘和監測所有古蹟遺產的保護情況，進一步加強大馬對於文化遺產維護的政策。

遺產珍寶沒優劣之別

在他眼中，這些遺產珍寶沒有優劣先進落後之別，不論是已獲聯合國承認或僅列入“候選名單”，只要被當局鑑定存有歷史價值，就會盡可能讓它在某法規文件下受到保護。

保護古蹟的教育推動當然重要，但沙林更希望直接從申遺努力下手。畢竟在國家優先任務、國情等諸多現實限制面前，利用“申遺成功”的招牌來說服當權者動身或許是最實際的做法。

“一般上，某遺產或歷史元素獲聯合國認可後，政府也會更感興趣讓這些古蹟帶入公眾視野，這是引起決策者對保護遺產關注的最佳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國際層級的肯定將伴隨著高標準保護原則，保住文化遺產的突出的獨特價值（OUV）。

跨國聯手促成更多申遺

不過，UNESCO規定一個國家每年只能申遺一個遺址，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也有數量限制。沙林只好另謀策略，決定聯手其他國家提出跨國遺產申請（joined nomination）。

“我不想馬來西亞在申遺方面落後他人，必須制定計劃讓我們的遺產得到更多機會！”在他與團隊的努力下，我國分別與中國和印尼聯合提名的王舡慶典和班頓終於2020年申遺成功。

“因為是共同遺產，要將其列入世遺名錄是相當挑戰性的，我們必須說服其他國家跟我們合作，並同意我們在申請文件中強調的觀點，這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