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特辑】时空的人 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上）

吉兰丹则是另一个我常写的地方。去吉兰丹上大学之前，常有人觉得我怎么愿意去那种很low的地方。可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吉兰丹有保守之处，却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面貌，而我就想以文字颠覆外人对其片面的理解，建立一个更立体的地方印象。

言丹：很多香港作家都写过香港的城市形象，比如西西写“我城”，黄碧云写“失城”，还有董启章的“V城”和韩丽珠的“H城”等。我对于“城市人的移动”比较感兴趣，一是因为香港近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身边不少朋友亲戚都有离开的念头，我感觉整座城市都被这种离散情绪浓罩。二是在全球化现象下，人好像逐渐陷入一种不停移动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也好，移民也罢，人的流转变得非常简单快捷，但这其实也会造成人与人、和人与地方之间的疏离脱轨，也加深了我们内心的孤独感。我想我会在未来的写作里，尝试探讨及呈现这种人漂浮和切换于城市之中、时刻想要逃离又无法找到栖身之地的生存状态。

馨元：我蛮羡慕晋恒的，他可以有一个故乡，有一个熟悉也喜欢的地方去写。我应该比较难有归属感，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产生逃走的念头。我虽然出生在马六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在我还不懂事时就已搬来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房子，不停在租房；这样的移动中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导致我想要逃。但我们也该知道，不断地逃亡是会迷路的。

虽然我一直住在城市，可是我对城市的疏离感还蛮重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每次看到山川、原野会让我着迷，以至于我选屋子，会选门口有一条很宽阔的河，假装把自己抛置在自然生态。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如今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从家里开车去公司。塞车的时候，你会无聊地去看隔壁的车窗里面坐着怎么样的人，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就很容易发现，其实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的忧郁。

子扬：其实我从没写过自己的原乡。我是汝来人，汝来属于森美兰州，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身分证号码也是吉隆坡。出生之后住在吉隆坡，直到3岁才搬回家乡。我不写自己家乡的原因是，第一，过去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在芙蓉念中六时曾有同学这样形容：汝来就是我们芙蓉人要去吉隆坡时，会有休息站可以小便的地方。

我从小到大都跟家人一直在移动。所谓的移动不是说我们搬来搬去，而是我们星期一到五都在汝来，周末的时候不是去芙蓉看电影，就是去吉隆坡逛街。所以我对吉隆坡并不陌生。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吉隆坡，我把书写的焦点放在吉隆坡，感觉就像丢一个手榴弹的时候，瞄准一个远方，至少那一个距离，它是不会伤害到我的 。我是个需要距离的人。

【经营写作的方式】

宣春：你们在写作的经营上，是“无心插柳”，还是“处心积虑”的类型？

子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写作，当然就是无心插柳，因为我参加的第一个文学奖是星云文学奖，结果第一次参加就入围了，我好像进到了一个文学的殿堂，开始思考文学是什么东西。出第一本书《徒手杀死那只狐狸》之前，我的写作都是在尝试，有了一些回响就可以继续写。但当我出了第一本散文集后，我开始思考，第二本散文集要写什么，因为第一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少作的集结 。但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状态。那样一种青涩的状态，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人会越磨越光滑，无法回到这种粗粝的状态。

我的散文集是2022年4月份出的，之后我就开始比较有主题意识地去书写。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背景对照很多马华作家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纯国中生，中学好朋友都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包括我的大学朋友都是各族同胞。我觉得这种经验的声音很少，是不是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块。

馨元：听了子扬的分享，我想起陈大为的一句话：故乡是你需要离开之后再回看，它才能够称为故乡。可能我从来都不敢离开，所以我对这个地方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保持彼此不受伤的一个距离，所以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家里的一些事，后来却发现它太靠近了，靠近到让人可怕，因为有太多凝视的眼睛。也刚好回到今早欧大旭那一场讲座所提到的——亲密一定会带来某种暴力。初始时，我会害怕散文被凝视，慢慢地就想逃开这个文体。也像子扬刚才说的，适应这样的距离需要时间，所以我转换方向先去写诗。我相信每个写作人一开始都是无心插柳，后来总得处心积虑。你必须要有计划，对自己，也对读者负责。

诗集其中一个主题是“生态身体”（ecological body），以生态元素探讨我们对于生死的状态。发烫，是因为还没有麻木，黑曜石则是欲望。欲望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来谈论，但我们要怎样与它共处？

言丹：就馨元刚才提到的“生态身体”书写，我觉得很有趣，我认为身体是很私密、很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很佩服能够书写身体的作家，我想我自己仍然在摸索一种看待及书写身体的方式。顺带一提，这次来到槟城，我才了解到原来印度庙的建筑设计是以人体作为想像蓝本的。门塔是脚，庙中间是躯体，走到庙的最深处、安置神像的神圣地方便是头部。我觉得这个想像很有趣，也给了我一个思考身体的新角度。

晋恒：我的创作也是从无心插柳过渡到处心经营。大家可以从《时光幽谷》当中发现，我处理的议题其实满杂的。书籍出版三四个月后再回顾，我发现这本书也可以叫“时光切片”，把我年少阶段看见的故乡和亲人写下来。后来才想起这或许是我没有把花踪得奖作〈雄水蝶〉放入《时光幽谷》的原因，下个阶段的创作，我会更着重处理关系当中亲密与暴力的拉扯。时报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腹种灵〉写的是疫情时期，我和母亲为了还要不要继续当医生而起的冲突。这篇散文正是为了处理阶级流动、职业选择、亲子关系等主题。

【议题现象与政治正确】

宣春：你们如何看待“议题先行”的创作情况？也可以谈谈“政治正确”。我们常会听说文以载道或笔尖是最有力的武器，你们在书写时会先思考议题吗？还是你本身就很觉醒，而这部分不自觉流露在你的创作之中？

晋恒：以前没有议题先行的意识和困扰，但我最近想处理国族议题，比如华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与其他种族维持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从来不相信类似Kita Satu Malaysia这种粉饰太平的口号式宣传。不同族群之间难道不存在阶级对立吗？不谈歧视和偏见，真的有助团结吗？

另外，我也想处理医疗体系之内发生的不公现象——为何一些人可以获得优先治疗待遇？合约制下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医疗体系金字塔式的权力压迫，也是很值得写。写作的前10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未来，我会有更大的企图心去经营长篇，以便更有效处理某些议题。

言丹：我倾向不会先去想议题。我观察到时下有些香港作家会比较关注城市的变化和与社会现实相关的议题，在近年的香港电影里也出现这个现象。但我想我比较关注的是一种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个时代里人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疏离陌生感。当然我也不会刻意避开议题，人存活于社会当中本来就会被身边发生之事影响，只是我觉得只有我对某个议题或事情有感受，我才能够写得好。而且对我来说，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比议题更重要，如果只有议题没有艺术性，那它只会是一篇报道。

馨元：我想写作人都是清醒的人吧，我们对议题觉醒，而这份觉醒不分轻重与贵贱。我承认以前曾经揣测写哪些议题比较能获得评审青睐。后来成为记者也需要处理某些议题，采访难民议题时，我会怕自己没有办法拉住界限，但同事这样说服我，要我有一个意识，当他们作为人，人权被剥削了，身为一名记者该如何为他们发声，而你的意识会流露在行文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意识与动机非常重要，要提醒自己不能过度消费。

子扬：我觉得因为我是水瓶座，所以不喜欢跟着主流走，有时当文学奖的作品都往同一个方向发展时，我反而想试验更多的可能。后来写着写着，就不得不面对其他比如国族、性别等更宏大的议题。我想，只是因为这些议题正好搭上大叙事这艘船。

这几年，是议题找上了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我做过电视台、广告业。之前参与一档节目叫《声音猎人》，它收集社会上不被关注的声音。我当时被赋予的工作，只是为9集的节目写成一本书，类似报导文学那样。探访老人院那一集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一个人间炼狱，那里的老人痴呆的痴呆，受伤的受伤。当时，我们只是去“看”而已，但节目结束以后，我常在想，他们后来又怎样了？这些人的故事没有离开我，它们一直在生活里影响我。我想把这些经验写成小说，只是还没开始去写。目前来说，我会先把第二本散文集写出来，再处理小说吧。

宣春：让我做个小结。我觉得身为作家，会关怀身边的议题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关怀之心是很难写下去的。文学在其中起到疗愈、弥补和记录生活的作用，让更多人看到某些人的处境。当然，有时候写作多了一点计算，就会成为“消费”，这就要看作家如何经营自己的身分了。

【全职写作可行吗？】

宣春：我知道四位作家目前都不是全职写作，包括我自己，我在报章写专栏时，会觉得白天的正职是副业，晚上写作才是我的正职。白天的工作是用来喂养我晚上的梦想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的关系？

子扬：我从20到29岁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写作、主持、组乐团表演之类的。今年来到30岁，我想在30到40岁期间更集中在创作上。所谓创作，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可以是剧本、广播剧和各式各样的（作品），包括商业创作。

馨元：我是记者，在此之前是中文系学生。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你写得还不错，所以你会自以为当记者也没有太难吧。进入报馆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我蛮常听到别人评价写作人很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想要学会怎样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昨天我采访马来诗人林天英（Lim Swee Tin），他说当他想写穷困群体的故事时，是去Jumpa（会见），而并非Lihat（观察）。我们很常用二手资讯代替一手感受，记者可能就能走得更靠近，两者相辅相成。人们常说写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但我现在更想走出自己的房间。

言丹：我可能跟很多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不同，我本来是念法律系的。我在大学时做过一些实习工作，参与过一些刑事案件，我记得其中一个案件是关于一名弑父弑母的男子，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太真实太靠近了，使我常常陷入道德困境中。我觉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我一种安全的距离，让我能够借虚构短暂逃离可怕的现实。

至于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你必须刻意找出时间，分秒必争地写作，尤其当你有一份正职。那种生活和写作模式其实蛮辛苦。我之前也是在公余时间写作，现在算是全职写作人，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全情投入创作，完成自己的作品。

晋恒：我就从三个层面谈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从时间上来说，我把握不工作的时间尽量去思考、阅读和写作。简而言之，就得牺牲睡眠。第二从经济层面来说，稿费自然不会比正职带来更高收入，但每次拿到稿费我都会很高兴。这是一种证明。母亲常说写作赚不了钱，而有了这几百块，就至少能减轻生活负担，让我不必去兼职当替班医生，有时甚至可以帮我还贷款。有趣的是，在出书以后，我反而更加吝啬了，每次想要花钱，都会心想：“啊，那几百块钱，可是我几本《时光幽谷》的盈利啊。”我不想自己的创作成果那么轻易流失，即使那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接下来谈谈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平衡吧。我认为，写作和医学是互相拯救的。在医院遇见太多一板一眼的规则，我就想从文学中找到喘息的空间和变化。有时写得太多，就想要回医院找灵感。但是，我汲取的灵感类似脱口秀的准则——是为了punch up而不是punch down。我想要关注医疗同业的病态，更甚于用俯视的角度去卖弄“廉价温情”。我比较想关注医疗业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脉络。以前，我蛮抗拒别人叫我“医生作家”的，因为那会让人将我联想到写病人小故事的那类作家。（1月2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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