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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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宣春（大马） | NGO资深资讯传播员，作家，著有《散散步》
与会人：
●黄言丹（香港） | 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首届“开故”作家育成计划得奖者
●王晋恒（大马） | 医生，青年作家，着有《时光幽谷》
●梁馨元（大马） | 副刊记者，青年诗人，着有《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
●黄子扬（大马） | 新纪元大学学院品牌与创意部副总监，作家，着有《徒手杀死那只狐狸》
【地方与写作】
宣春：城市对你们有着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小城、小镇或者岛屿，“地方”这个概念是否影响你们的写作？
晋恒：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小镇。首先当然是出生地双溪大年。另外一个就是吉兰丹。后来发现《时光幽谷》的确常常谈及双溪大年的变迁，因为双溪大年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在吉打州，它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居多的小镇，我们也知道在吉打，绿色力量已悄然抬头。未来，我会多写保守主义如何改变我的故乡，比如双溪大年已经找不到投注站，据说歌台也受到诸多限制。
吉兰丹则是另一个我常写的地方。去吉兰丹上大学之前，常有人觉得我怎么愿意去那种很low的地方。可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吉兰丹有保守之处，却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面貌，而我就想以文字颠覆外人对其片面的理解，建立一个更立体的地方印象。
言丹：很多香港作家都写过香港的城市形象，比如西西写“我城”，黄碧云写“失城”，还有董启章的“V城”和韩丽珠的“H城”等。我对于“城市人的移动”比较感兴趣，一是因为香港近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身边不少朋友亲戚都有离开的念头，我感觉整座城市都被这种离散情绪浓罩。二是在全球化现象下，人好像逐渐陷入一种不停移动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也好，移民也罢，人的流转变得非常简单快捷，但这其实也会造成人与人、和人与地方之间的疏离脱轨，也加深了我们内心的孤独感。我想我会在未来的写作里，尝试探讨及呈现这种人漂浮和切换于城市之中、时刻想要逃离又无法找到栖身之地的生存状态。
馨元：我蛮羡慕晋恒的，他可以有一个故乡，有一个熟悉也喜欢的地方去写。我应该比较难有归属感，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产生逃走的念头。我虽然出生在马六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在我还不懂事时就已搬来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房子，不停在租房；这样的移动中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导致我想要逃。但我们也该知道，不断地逃亡是会迷路的。
虽然我一直住在城市，可是我对城市的疏离感还蛮重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每次看到山川、原野会让我着迷，以至于我选屋子，会选门口有一条很宽阔的河，假装把自己抛置在自然生态。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如今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从家里开车去公司。塞车的时候，你会无聊地去看隔壁的车窗里面坐着怎么样的人，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就很容易发现，其实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的忧郁。
子扬：其实我从没写过自己的原乡。我是汝来人，汝来属于森美兰州，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身分证号码也是吉隆坡。出生之后住在吉隆坡，直到3岁才搬回家乡。我不写自己家乡的原因是，第一，过去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在芙蓉念中六时曾有同学这样形容：汝来就是我们芙蓉人要去吉隆坡时，会有休息站可以小便的地方。
我从小到大都跟家人一直在移动。所谓的移动不是说我们搬来搬去，而是我们星期一到五都在汝来，周末的时候不是去芙蓉看电影，就是去吉隆坡逛街。所以我对吉隆坡并不陌生。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吉隆坡，我把书写的焦点放在吉隆坡，感觉就像丢一个手榴弹的时候，瞄准一个远方，至少那一个距离，它是不会伤害到我的 。我是个需要距离的人。
【经营写作的方式】
宣春：你们在写作的经营上，是“无心插柳”，还是“处心积虑”的类型？
子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写作，当然就是无心插柳，因为我参加的第一个文学奖是星云文学奖，结果第一次参加就入围了，我好像进到了一个文学的殿堂，开始思考文学是什么东西。出第一本书《徒手杀死那只狐狸》之前，我的写作都是在尝试，有了一些回响就可以继续写。但当我出了第一本散文集后，我开始思考，第二本散文集要写什么，因为第一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少作的集结 。但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状态。那样一种青涩的状态，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人会越磨越光滑，无法回到这种粗粝的状态。
我的散文集是2022年4月份出的，之后我就开始比较有主题意识地去书写。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背景对照很多马华作家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纯国中生，中学好朋友都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包括我的大学朋友都是各族同胞。我觉得这种经验的声音很少，是不是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块。
馨元：听了子扬的分享，我想起陈大为的一句话：故乡是你需要离开之后再回看，它才能够称为故乡。可能我从来都不敢离开，所以我对这个地方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保持彼此不受伤的一个距离，所以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家里的一些事，后来却发现它太靠近了，靠近到让人可怕，因为有太多凝视的眼睛。也刚好回到今早欧大旭那一场讲座所提到的——亲密一定会带来某种暴力。初始时，我会害怕散文被凝视，慢慢地就想逃开这个文体。也像子扬刚才说的，适应这样的距离需要时间，所以我转换方向先去写诗。我相信每个写作人一开始都是无心插柳，后来总得处心积虑。你必须要有计划，对自己，也对读者负责。
诗集其中一个主题是“生态身体”（ecological body），以生态元素探讨我们对于生死的状态。发烫，是因为还没有麻木，黑曜石则是欲望。欲望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来谈论，但我们要怎样与它共处？
言丹：就馨元刚才提到的“生态身体”书写，我觉得很有趣，我认为身体是很私密、很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很佩服能够书写身体的作家，我想我自己仍然在摸索一种看待及书写身体的方式。顺带一提，这次来到槟城，我才了解到原来印度庙的建筑设计是以人体作为想像蓝本的。门塔是脚，庙中间是躯体，走到庙的最深处、安置神像的神圣地方便是头部。我觉得这个想像很有趣，也给了我一个思考身体的新角度。
晋恒：我的创作也是从无心插柳过渡到处心经营。大家可以从《时光幽谷》当中发现，我处理的议题其实满杂的。书籍出版三四个月后再回顾，我发现这本书也可以叫“时光切片”，把我年少阶段看见的故乡和亲人写下来。后来才想起这或许是我没有把花踪得奖作〈雄水蝶〉放入《时光幽谷》的原因，下个阶段的创作，我会更着重处理关系当中亲密与暴力的拉扯。时报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腹种灵〉写的是疫情时期，我和母亲为了还要不要继续当医生而起的冲突。这篇散文正是为了处理阶级流动、职业选择、亲子关系等主题。
【议题现象与政治正确】
宣春：你们如何看待“议题先行”的创作情况？也可以谈谈“政治正确”。我们常会听说文以载道或笔尖是最有力的武器，你们在书写时会先思考议题吗？还是你本身就很觉醒，而这部分不自觉流露在你的创作之中？
晋恒：以前没有议题先行的意识和困扰，但我最近想处理国族议题，比如华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与其他种族维持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从来不相信类似Kita Satu Malaysia这种粉饰太平的口号式宣传。不同族群之间难道不存在阶级对立吗？不谈歧视和偏见，真的有助团结吗？
另外，我也想处理医疗体系之内发生的不公现象——为何一些人可以获得优先治疗待遇？合约制下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医疗体系金字塔式的权力压迫，也是很值得写。写作的前10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未来，我会有更大的企图心去经营长篇，以便更有效处理某些议题。
言丹：我倾向不会先去想议题。我观察到时下有些香港作家会比较关注城市的变化和与社会现实相关的议题，在近年的香港电影里也出现这个现象。但我想我比较关注的是一种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个时代里人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疏离陌生感。当然我也不会刻意避开议题，人存活于社会当中本来就会被身边发生之事影响，只是我觉得只有我对某个议题或事情有感受，我才能够写得好。而且对我来说，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比议题更重要，如果只有议题没有艺术性，那它只会是一篇报道。
馨元：我想写作人都是清醒的人吧，我们对议题觉醒，而这份觉醒不分轻重与贵贱。我承认以前曾经揣测写哪些议题比较能获得评审青睐。后来成为记者也需要处理某些议题，采访难民议题时，我会怕自己没有办法拉住界限，但同事这样说服我，要我有一个意识，当他们作为人，人权被剥削了，身为一名记者该如何为他们发声，而你的意识会流露在行文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意识与动机非常重要，要提醒自己不能过度消费。
子扬：我觉得因为我是水瓶座，所以不喜欢跟着主流走，有时当文学奖的作品都往同一个方向发展时，我反而想试验更多的可能。后来写着写着，就不得不面对其他比如国族、性别等更宏大的议题。我想，只是因为这些议题正好搭上大叙事这艘船。
这几年，是议题找上了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我做过电视台、广告业。之前参与一档节目叫《声音猎人》，它收集社会上不被关注的声音。我当时被赋予的工作，只是为9集的节目写成一本书，类似报导文学那样。探访老人院那一集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一个人间炼狱，那里的老人痴呆的痴呆，受伤的受伤。当时，我们只是去“看”而已，但节目结束以后，我常在想，他们后来又怎样了？这些人的故事没有离开我，它们一直在生活里影响我。我想把这些经验写成小说，只是还没开始去写。目前来说，我会先把第二本散文集写出来，再处理小说吧。
宣春：让我做个小结。我觉得身为作家，会关怀身边的议题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关怀之心是很难写下去的。文学在其中起到疗愈、弥补和记录生活的作用，让更多人看到某些人的处境。当然，有时候写作多了一点计算，就会成为“消费”，这就要看作家如何经营自己的身分了。
【全职写作可行吗？】
宣春：我知道四位作家目前都不是全职写作，包括我自己，我在报章写专栏时，会觉得白天的正职是副业，晚上写作才是我的正职。白天的工作是用来喂养我晚上的梦想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的关系？
子扬：我从20到29岁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写作、主持、组乐团表演之类的。今年来到30岁，我想在30到40岁期间更集中在创作上。所谓创作，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可以是剧本、广播剧和各式各样的（作品），包括商业创作。
馨元：我是记者，在此之前是中文系学生。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你写得还不错，所以你会自以为当记者也没有太难吧。进入报馆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我蛮常听到别人评价写作人很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想要学会怎样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昨天我采访马来诗人林天英（Lim Swee Tin），他说当他想写穷困群体的故事时，是去Jumpa（会见），而并非Lihat（观察）。我们很常用二手资讯代替一手感受，记者可能就能走得更靠近，两者相辅相成。人们常说写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但我现在更想走出自己的房间。
言丹：我可能跟很多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不同，我本来是念法律系的。我在大学时做过一些实习工作，参与过一些刑事案件，我记得其中一个案件是关于一名弑父弑母的男子，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太真实太靠近了，使我常常陷入道德困境中。我觉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我一种安全的距离，让我能够借虚构短暂逃离可怕的现实。
至于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你必须刻意找出时间，分秒必争地写作，尤其当你有一份正职。那种生活和写作模式其实蛮辛苦。我之前也是在公余时间写作，现在算是全职写作人，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全情投入创作，完成自己的作品。
晋恒：我就从三个层面谈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从时间上来说，我把握不工作的时间尽量去思考、阅读和写作。简而言之，就得牺牲睡眠。第二从经济层面来说，稿费自然不会比正职带来更高收入，但每次拿到稿费我都会很高兴。这是一种证明。母亲常说写作赚不了钱，而有了这几百块，就至少能减轻生活负担，让我不必去兼职当替班医生，有时甚至可以帮我还贷款。有趣的是，在出书以后，我反而更加吝啬了，每次想要花钱，都会心想：“啊，那几百块钱，可是我几本《时光幽谷》的盈利啊。”我不想自己的创作成果那么轻易流失，即使那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接下来谈谈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平衡吧。我认为，写作和医学是互相拯救的。在医院遇见太多一板一眼的规则，我就想从文学中找到喘息的空间和变化。有时写得太多，就想要回医院找灵感。但是，我汲取的灵感类似脱口秀的准则——是为了punch up而不是punch down。我想要关注医疗同业的病态，更甚于用俯视的角度去卖弄“廉价温情”。我比较想关注医疗业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脉络。以前，我蛮抗拒别人叫我“医生作家”的，因为那会让人将我联想到写病人小故事的那类作家。（1月2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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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抑郁症，悄然随季节袭来，专业名词叫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季节性情感障碍），缩写不偏不倚，正好就是说明情况的SAD。那是一种因为缺乏日照，松果体的褪黑素分泌失调引致的能量危机。
书桌凌乱，从精神科课本读到这一个症候的时候，手边正好是班雅明的《单向街》，仿佛神启，随手一翻就读到这一段文字：“就在几分钟前走下地铁的时候，太阳和现在一样明亮，但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地面上的天气；同样，地面上的天气也很快忘了他。由此可知，要温和描述人的存在模式，包括他如何在两三种生命状态间转换，天气是最贴切的。”
房间窗口朝北，傍晚7点，已经全黑。突然就被班雅明说中了这种因为天气，因为微时差而引起的忧伤。刚刚抵达东马山打根隔日，负责接风的人资部长官语带自豪地介绍，山打根是整个婆罗洲，及至马来西亚最东边的城市。太阳首先从这里升起。所以我也发现，这里的祈祷时间靠前，宣礼总是在我不习惯的时间点响起。与当地朋友吃饭，8点钟他便说要回家休息，给了我一种当地人都早睡早起，生理时钟与自然时态同步同调的好印象。
小时候觉得熬夜很帅，夜色是生命的最佳馈赠；然而，长大以后，每个人似乎都会开始噬光、趋光。
“地狱式”的医院实习期总是早出晚归，一众同事的最大心愿，就是可以在太阳西沉之前下班，从暗无天日的病房走出来，若还能看见阳光，就会有种重生的滋味；漫天晚霞火烧云，即是工作日的一场小凯旋。然而，山打根的日落毕竟太早了——6点15分——不禁想像如果当初在这里当实习医生，我会不会染上类似SAD的症候。
落地即成乡愁，光的刻度总是稍稍偏移。我将灵魂遗落在西马家乡，所以总是对照天光的亮度——才10点钟为什么太阳就那么高了？才5点钟太阳就疲惫了吗？——始终留恋旧医院，所以没有退出工作群，当前同事在群里号召午餐，拍摄身边景物以说明位置时，我总是将此地的日照与那里作对比。
平生从未那么留意过天空，偷望家乡天光的当下，不期然想起乔治市街头，车辆缓慢前行的拥挤路况。高架桥下望，车镜与海面反映着一片片朦胧日光。这种灵魂遗落两地的恍惚状态，让我每天身处的时空，多了一种梦的质地，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仿若《楚门的世界》里，那个人工搭建，由聚光灯的角度与亮度模拟日夜交替，四季变更的戏棚。
大学毕业后泡在阿嬤家的gap year，每个黄昏我们都会站在后门，共望夕阳以后院的木瓜树为尺度，一寸一寸降低。阿嬤的脸越来越苍老，满是不舍得地喟叹：“唉，时间真快”。她的日子以华人的大小节日比如新年、清明、端午、七月半、中秋、冬至为标，一个接一个到来，一个节日过去以后便要盘算下一个节日的任务清单，感叹一年又要过去了……6点钟足球场就逐渐散伙的山打根，对阿嬤来说，会不会更快了一些呢？
以前曾在山打根工作的Q无法共鸣我的微时差乡愁。如今已经搬回吉隆坡的他，却时时感念这种微时差拯救了他的实习岁月。我明白Q的意思与感受。实习医生位处金字塔最底层，每天都得起早贪黑赶往医院准备巡房，正正因为山打根的天亮得早，6点钟迎着晨光起床，就会免去天犹未亮就被迫起床上班的人生无力感，也没有上学时期为了配合巴士，起得特别特别早，什么早餐都吃不下，只想继续睡回笼觉的那股怨气。
然而那么多个月过去了，我始终以西马的时区为标准。走得越远，乡愁的范围就会变得越阔。以前短暂寄宿槟城，一桥之隔的老家沙发、冷气、热水器就能牵动思情；南下马六甲读预科班，北马的食物成为心头萦绕的滋味；到东海岸读大学，则想念起西海岸比较容易听懂的马来语；如今远赴东马，时区即是我第一个想要调校的落差。
落脚山打根的上半年，女友说我的状态特别差，一旦回到西马，总是疯狂给这里的一切添上一层完美滤镜。我常常站在她出租屋的落地窗前，一天两次——一次是形似三根手指的组屋后方逐渐泛出朝霞的清晨7点，另一次则是天空仍然明亮的傍晚7点——高呼：“呐，这才是正常的天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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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我和女友一起前往曼谷，重新经历另外一种，从小就困扰着我的微时差现象。
以前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地图上和我们同样经度的泰国，人才越过窄窄的边界，手表就要回调一个小时。小时候觉得特别好玩，以为关卡就像任意门，可以向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借来一个小时，回到过去，弥补前一个小时的遗憾。
所以那个5月，难得回到西马，我又因为进入泰国国界，而必须调整到东马的时态——6点即晨昏的交替时分——然后渐渐联想到，曾经到北京、上海、香港、越南、台湾多地游历，日落时分不也落在6点左右？于是起疑，会不会，西马的时间才是“失常”（如果真有所谓标准）的那个？
网络资料印证了这个猜想。1981年，为了行政统一，增进国族团结，消除地域区别等堂皇理由，当政者使出扭曲时间的黑魔法，将西马的时间调快半小时。网站还提出证据，让读者不妨留意每个春分秋分，西马人要等到1点钟才能见证影子的消失。时间即是幻觉，不知道哪个哲学家说过，但是事实就是当政者的确能大手一挥，掐一掐手指，就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时间感。谁说凡人不能掌控时间，那是因为你我这个凡人，无权无势而已。
微时差，隐隐然诱发失真且虚幻的心理体验。
陌生的城市、独特的口音、迥异的货币、令人目眩神迷的街景街招，统统在一个略微相异的时区里激起游者的漂泊感。6点钟，夕阳开始沉落，芭堤雅的酒吧、大麻店、按摩中心、文身店接连亮起暧昧团生的暗影与灯彩。椰子树下站着四处张望的男女，你分不清谁是旅者，谁正在等候着那一夜的第一宗交易。就像粗制滥造的电影镜头，分镜切得过于突兀，夕阳一旦落下，你就错身一个恣意放纵的天上人间，官能刺激满满的新世界。
一个月后，和家人前往泰南合艾，又是一个小时的微时差。母亲一时调适不过来，分不清导游口中的集合时间究竟是泰国还是马来西亚，不断抖抖手肘查看机械表的马来西亚时间，埋怨泰国时间7点吃晚餐就是马来西亚的8点，会不会太迟云云……我和母亲都有固定的，堪比强迫症的生活作息，所以整辆车只有我和她母子连心。
阿姨看不过眼，骂醒了我们：来泰国，就跟泰国时间，忘掉马来西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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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那一个5月长假，一直都在搭飞机的我，正好分派到亚航A/F的靠窗位置。无限的天空之景虽言美丽，但是看多之后便出现审美疲劳。绿色大地蓝色大海，不禁好奇这个身子究竟飞了多远，还有多少里数才能抵达目的地。
回家、转机、旅游、工作，两个星期停了12次机场，正好有几次都是在追赶落日的途中。回槟城的那趟飞机，特意选在亚庇转机过夜。经女友介绍，买了傍晚5点抵达亚庇的班机，粗略估算，6点前就能抵达因为无敌日落而享誉国际的亚路海滩（Tanjung Aru）。
结果那日的天气阴沉，厚厚的积雨云压低了天际线，欲雨不雨，像一个哭不出来的忧郁症患者。来自韩国、日本与中国的东亚美女在沙滩上优雅转圈，既然没有日落，还是要带回一些“到此一游”的倩影。我孤身一人架起延时摄影，从镜头中看到浅浅一抹，有点牛油色泽的黄，涂在海和天之间的缝隙。幸好壮观的晚云还是逐渐烧了起来，我没有白跑一趟。
在家人心中，沙巴一直等同外国地区（至少以机票票价可以作此理解）。小时候随母亲到旅行社打听沙巴旅游配套，直接被负责人泼了一盆冷水：“再加几百块，就可以到香港了。”所以一家人的第一次远行，绕过了沙巴，停在更遥远的港城。为了弥补遗憾，我立时将那段延时摄影传回家庭群组，好似和他们完成了那年不了了之的沙巴之旅。
第二次追赶落日，是我与女朋友的芭堤雅之旅。过海关、领行李、等车、塞车，一番折腾终于抵达芭堤雅，却已过日落时分。再等Grab将我们载送到网红景点 Oxygen Beachfront Oasis，抵达时只有餐厅迷离的灯与影，走进去时要小心步伐，以免踩空跌跤。一对恋人牵手漫步昏暗的沙滩，男人突然停下，双手握住并摇晃女子的双手，用软糯的泰语低声倾述。女的忸忸怩怩，不知最后有否答应他的告白。
这种“非西马时区”，天空总是如此轻易下调一个光度，让人抓不到日光的尾巴，一天的光阴就这样一溜烟躲到群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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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两度出入泰国之后，我竟然对山打根的时态减弱了排拒心理，尝试自我安慰与解套，将远赴东马工作看成一次堪比泰国之旅那样欢愉的远行。远行再远，都有归期。还记得去年年尾收到调职信，精神科的同事引导我转念：“不要总是抱怨这是你必须臣服的政府指令，不如想想这次远行，你能从中收获什么，上天是不是在那里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
年轻就该多出去走走看看，其他人也总是这样劝慰，一并鼓励我从婆罗洲那里发掘更多写作题材。我终于也投入到这种心理暗示。6点15分日落的山打根开始蒙上一层浅浅的行旅色泽。奇妙的是，泰国旅行时，某个午睡竟让我梦回山打根的边缘地带，仿佛在执行家访任务。梦与实景失去边界，天堂何似在人间，两地往返，我在现实与梦境的重叠中不断穿梭，所以回到简朴的山打根，也可以像回到五光十色的泰国。
提早天黑的天色里，我空对着沙巴东边的苏禄海，眼前映现的却是芭堤雅格兰岛上 Matata Bay Café的午餐时光。椰子水、炒饭、薯条，吃着吃着，竟觉浮生一梦，天空毫无预警地暗淡下来。女友问我几时要搭船回到大陆，我一再推迟，告诉她：唉，就不急吧。
那时我已经眼泛泪光，迟迟不想离开，因为知道那一个当下终会过去，而且不再重来。凡人偶尔也会抵达天堂，只不过时间有限，不能留恋太久，我和女友很快又要分隔两地，以后还有好长好长的人生，都要一直怀念这一个幸福完满的时刻。
微风掀起海面上微微的皱褶，船过无痕，阳光慢慢慢慢被打散成满目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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