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特輯】時空的人 時代的筆 ——港馬青年作家沙龍摘記（上）

吉蘭丹則是另一個我常寫的地方。去吉蘭丹上大學之前，常有人覺得我怎麼願意去那種很low的地方。可我覺得那是一種刻板印象，吉蘭丹有保守之處，卻有更多不為人知的面貌，而我就想以文字顛覆外人對其片面的理解，建立一個更立體的地方印象。

言丹：很多香港作家都寫過香港的城市形象，比如西西寫“我城”，黃碧雲寫“失城”，還有董啟章的“V城”和韓麗珠的“H城”等。我對於“城市人的移動”比較感興趣，一是因為香港近年發生了很多事情，身邊不少朋友親戚都有離開的念頭，我感覺整座城市都被這種離散情緒濃罩。二是在全球化現象下，人好像逐漸陷入一種不停移動的狀態，我們很容易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無論是旅遊也好，移民也罷，人的流轉變得非常簡單快捷，但這其實也會造成人與人、和人與地方之間的疏離脫軌，也加深了我們內心的孤獨感。我想我會在未來的寫作裡，嘗試探討及呈現這種人漂浮和切換於城市之中、時刻想要逃離又無法找到棲身之地的生存狀態。

馨元：我蠻羨慕晉恆的，他可以有一個故鄉，有一個熟悉也喜歡的地方去寫。我應該比較難有歸屬感，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產生逃走的念頭。我雖然出生在馬六甲，可是我從來沒有在那裡住過；在我還不懂事時就已搬來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後，我們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房子，不停在租房；這樣的移動中會比較缺乏安全感，導致我想要逃。但我們也該知道，不斷地逃亡是會迷路的。

雖然我一直住在城市，可是我對城市的疏離感還蠻重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每次看到山川、原野會讓我著迷，以至於我選屋子，會選門口有一條很寬闊的河，假裝把自己拋置在自然生態。城市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憂鬱的地方，如今我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從家裡開車去公司。塞車的時候，你會無聊地去看隔壁的車窗裡面坐著怎麼樣的人，他們的表情是怎麼樣的，就很容易發現，其實城市裡的人都非常的憂鬱。

子揚：其實我從沒寫過自己的原鄉。我是汝來人，汝來屬於森美蘭州，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身分證號碼也是吉隆坡。出生之後住在吉隆坡，直到3歲才搬回家鄉。我不寫自己家鄉的原因是，第一，過去的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沒有特色的地方。在芙蓉念中六時曾有同學這樣形容：汝來就是我們芙蓉人要去吉隆坡時，會有休息站可以小便的地方。

我從小到大都跟家人一直在移動。所謂的移動不是說我們搬來搬去，而是我們星期一到五都在汝來，週末的時候不是去芙蓉看電影，就是去吉隆坡逛街。所以我對吉隆坡並不陌生。後來我發現我自己寫的東西比較多是在吉隆坡，我把書寫的焦點放在吉隆坡，感覺就像丟一個手榴彈的時候，瞄準一個遠方，至少那一個距離，它是不會傷害到我的 。我是個需要距離的人。

【經營寫作的方式】

宣春：你們在寫作的經營上，是“無心插柳”，還是“處心積慮”的類型？

子揚：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分階段的。一開始寫作，當然就是無心插柳，因為我參加的第一個文學獎是星雲文學獎，結果第一次參加就入圍了，我好像進到了一個文學的殿堂，開始思考文學是什麼東西。出第一本書《徒手殺死那隻狐狸》之前，我的寫作都是在嘗試，有了一些迴響就可以繼續寫。但當我出了第一本散文集後，我開始思考，第二本散文集要寫什麼，因為第一本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少作的集結 。但它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狀態。那樣一種青澀的狀態，我自己是很喜歡的，因為人會越磨越光滑，無法回到這種粗糲的狀態。

我的散文集是2022年4月份出的，之後我就開始比較有主題意識地去書寫。回想自己的成長過程，我的背景對照很多馬華作家可能不太一樣。我是一個純國中生，中學好朋友都是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包括我的大學朋友都是各族同胞。我覺得這種經驗的聲音很少，是不是可以嘗試去書寫這一塊。

馨元：聽了子揚的分享，我想起陳大為的一句話：故鄉是你需要離開之後再回看，它才能夠稱為故鄉。可能我從來都不敢離開，所以我對這個地方需要保持一個距離，保持彼此不受傷的一個距離，所以從一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寫家裡的一些事，後來卻發現它太靠近了，靠近到讓人可怕，因為有太多凝視的眼睛。也剛好回到今早歐大旭那一場講座所提到的——親密一定會帶來某種暴力。初始時，我會害怕散文被凝視，慢慢地就想逃開這個文體。也像子揚剛才說的，適應這樣的距離需要時間，所以我轉換方向先去寫詩。我相信每個寫作人一開始都是無心插柳，後來總得處心積慮。你必須要有計劃，對自己，也對讀者負責。

詩集其中一個主題是“生態身體”（ecological body），以生態元素探討我們對於生死的狀態。發燙，是因為還沒有麻木，黑曜石則是慾望。慾望很難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來談論，但我們要怎樣與它共處？

言丹：就馨元剛才提到的“生態身體”書寫，我覺得很有趣，我認為身體是很私密、很個人的東西，所以我很佩服能夠書寫身體的作家，我想我自己仍然在摸索一種看待及書寫身體的方式。順帶一提，這次來到檳城，我才瞭解到原來印度廟的建築設計是以人體作為想像藍本的。門塔是腳，廟中間是軀體，走到廟的最深處、安置神像的神聖地方便是頭部。我覺得這個想像很有趣，也給了我一個思考身體的新角度。

晉恆：我的創作也是從無心插柳過渡到處心經營。大家可以從《時光幽谷》當中發現，我處理的議題其實滿雜的。書籍出版三四個月後再回顧，我發現這本書也可以叫“時光切片”，把我年少階段看見的故鄉和親人寫下來。後來才想起這或許是我沒有把花蹤得獎作〈雄水蝶〉放入《時光幽谷》的原因，下個階段的創作，我會更著重處理關係當中親密與暴力的拉扯。時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腹種靈〉寫的是疫情時期，我和母親為了還要不要繼續當醫生而起的衝突。這篇散文正是為了處理階級流動、職業選擇、親子關係等主題。

【議題現象與政治正確】

宣春：你們如何看待“議題先行”的創作情況？也可以談談“政治正確”。我們常會聽說文以載道或筆尖是最有力的武器，你們在書寫時會先思考議題嗎？還是你本身就很覺醒，而這部分不自覺流露在你的創作之中？

晉恆：以前沒有議題先行的意識和困擾，但我最近想處理國族議題，比如華人如何在這片土地與其他種族維持親近又疏離的關係。我從來不相信類似Kita Satu Malaysia這種粉飾太平的口號式宣傳。不同族群之間難道不存在階級對立嗎？不談歧視和偏見，真的有助團結嗎？

另外，我也想處理醫療體系之內發生的不公現象——為何一些人可以獲得優先治療待遇？合約制下我們的未來在哪裡？醫療體系金字塔式的權力壓迫，也是很值得寫。寫作的前10年，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未來，我會有更大的企圖心去經營長篇，以便更有效處理某些議題。

言丹：我傾向不會先去想議題。我觀察到時下有些香港作家會比較關注城市的變化和與社會現實相關的議題，在近年的香港電影裡也出現這個現象。但我想我比較關注的是一種個人的生存狀態，和在這個時代里人與人和土地之間的疏離陌生感。當然我也不會刻意避開議題，人存活於社會當中本來就會被身邊發生之事影響，只是我覺得只有我對某個議題或事情有感受，我才能夠寫得好。而且對我來說，作品的美感和藝術性比議題更重要，如果只有議題沒有藝術性，那它只會是一篇報道。

馨元：我想寫作人都是清醒的人吧，我們對議題覺醒，而這份覺醒不分輕重與貴賤。我承認以前曾經揣測寫哪些議題比較能獲得評審青睞。後來成為記者也需要處理某些議題，採訪難民議題時，我會怕自己沒有辦法拉住界限，但同事這樣說服我，要我有一個意識，當他們作為人，人權被剝削了，身為一名記者該如何為他們發聲，而你的意識會流露在行文中。我覺得作為一個寫作者，你的意識與動機非常重要，要提醒自己不能過度消費。

子揚：我覺得因為我是水瓶座，所以不喜歡跟著主流走，有時當文學獎的作品都往同一個方向發展時，我反而想試驗更多的可能。後來寫著寫著，就不得不面對其他比如國族、性別等更宏大的議題。我想，只是因為這些議題正好搭上大敘事這艘船。

這幾年，是議題找上了我。從大學畢業到工作，我做過電視臺、廣告業。之前參與一檔節目叫《聲音獵人》，它收集社會上不被關注的聲音。我當時被賦予的工作，只是為9集的節目寫成一本書，類似報導文學那樣。探訪老人院那一集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一個人間煉獄，那裡的老人痴呆的痴呆，受傷的受傷。當時，我們只是去“看”而已，但節目結束以後，我常在想，他們後來又怎樣了？這些人的故事沒有離開我，它們一直在生活裡影響我。我想把這些經驗寫成小說，只是還沒開始去寫。目前來說，我會先把第二本散文集寫出來，再處理小說吧。

宣春：讓我做個小結。我覺得身為作家，會關懷身邊的議題是很正常的事。沒有關懷之心是很難寫下去的。文學在其中起到療愈、彌補和記錄生活的作用，讓更多人看到某些人的處境。當然，有時候寫作多了一點計算，就會成為“消費”，這就要看作家如何經營自己的身分了。

【全職寫作可行嗎？】

宣春：我知道四位作家目前都不是全職寫作，包括我自己，我在報章寫專欄時，會覺得白天的正職是副業，晚上寫作才是我的正職。白天的工作是用來餵養我晚上的夢想的。所以想問問大家如何平衡寫作和現實的關係？

子揚：我從20到29歲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寫作、主持、組樂團表演之類的。今年來到30歲，我想在30到40歲期間更集中在創作上。所謂創作，不侷限於文學創作，可以是劇本、廣播劇和各式各樣的（作品），包括商業創作。

馨元：我是記者，在此之前是中文系學生。從小到大別人都認為你寫得還不錯，所以你會自以為當記者也沒有太難吧。進入報館後才發現這樣的想法很天真，我蠻常聽到別人評價寫作人很常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所以我想要學會怎樣從自己的世界走出來。昨天我採訪馬來詩人林天英（Lim Swee Tin），他說當他想寫窮困群體的故事時，是去Jumpa（會見），而並非Lihat（觀察）。我們很常用二手資訊代替一手感受，記者可能就能走得更靠近，兩者相輔相成。人們常說寫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但我現在更想走出自己的房間。

言丹：我可能跟很多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不同，我本來是念法律系的。我在大學時做過一些實習工作，參與過一些刑事案件，我記得其中一個案件是關於一名弒父弒母的男子，那次經歷對我來說太真實太靠近了，使我常常陷入道德困境中。我覺得寫作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給我一種安全的距離，讓我能夠借虛構短暫逃離可怕的現實。

至於如何平衡寫作和現實，因為香港的生活節奏實在太快了，你必須刻意找出時間，分秒必爭地寫作，尤其當你有一份正職。那種生活和寫作模式其實蠻辛苦。我之前也是在公餘時間寫作，現在算是全職寫作人，希望能給自己一個機會全情投入創作，完成自己的作品。

晉恆：我就從三個層面談這個問題好了。第一從時間上來說，我把握不工作的時間儘量去思考、閱讀和寫作。簡而言之，就得犧牲睡眠。第二從經濟層面來說，稿費自然不會比正職帶來更高收入，但每次拿到稿費我都會很高興。這是一種證明。母親常說寫作賺不了錢，而有了這幾百塊，就至少能減輕生活負擔，讓我不必去兼職當替班醫生，有時甚至可以幫我還貸款。有趣的是，在出書以後，我反而更加吝嗇了，每次想要花錢，都會心想：“啊，那幾百塊錢，可是我幾本《時光幽谷》的盈利啊。”我不想自己的創作成果那麼輕易流失，即使那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接下來談談心理層面的衝突和平衡吧。我認為，寫作和醫學是互相拯救的。在醫院遇見太多一板一眼的規則，我就想從文學中找到喘息的空間和變化。有時寫得太多，就想要回醫院找靈感。但是，我汲取的靈感類似脫口秀的準則——是為了punch up而不是punch down。我想要關注醫療同業的病態，更甚於用俯視的角度去賣弄“廉價溫情”。我比較想關注醫療業背後更深層的權力關係和社會脈絡。以前，我蠻抗拒別人叫我“醫生作家”的，因為那會讓人將我聯想到寫病人小故事的那類作家。（1月2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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