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緗旖.巴以衝突之於大馬：道義與理性

在巴以衝突這件事上，杯葛的短期目標是促成停戰與和解，但如何促進多元宗教的和諧共生卻是馬來西亞社會需長期面對的重要議題。

巴以衝突已持續了兩個多月，在馬來西亞社會引起高度關注。12月26日，數十個在地非政府組織聯合發起了包圍美國駐馬大使館的抗議集會（Aksi Solidariti: Kepung Demi Palestin），呼籲停止加沙地區的戰爭。這場聲援活動在網絡媒體持續升溫，有多個政黨、青年團和學生會參與，開展為期六天的示威活動。

此次衝突發展成了不對等的軍事收割行動，儘管加沙地區的戰火已經引發了人道主義危機，但相較於西方模稜兩可的態度，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國堅持挺巴立場，頂住了西方壓力。可以說，馬來西亞和巴勒斯坦之間牢固的關係，為這份聲援和支持奠定了基礎。

對於杯葛浪潮，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一是國內政治層面自上而下的默許，二是基於經驗性的民間行動。貫穿兩者的是人道主義的“皮”以及理性主義的“骨”，如馬來西亞政治從國內經濟困境轉移到了國際社會上的形象建構。

首先，大馬國內政治自上而下的推動是杯葛運動的原動力。巴以這片中東地區的領土充滿了戰爭、暴力、征服、仇恨、隔離牆與生存危機，持續數十年的多層面的地緣政治衝突是多主體和多面向的。加沙—以色列血腥的戰火只是再次撕開短暫和平的表象，揭露多年來累積的壓迫、動盪、不安與敵意，還激發了伊斯蘭共同體的自衛和團結意識。值得注意的是，猶太人基於生死存亡的歷史苦難記憶也凝聚成一個共同體，土地與資源的爭奪成為他們創造生存和生活空間的首要考量。這也導致了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相互依存和身份對立，形成了政治主權和實踐在互補模式上的競爭與共存困境。

回到馬來西亞，與巴以問題同樣複雜，馬來西亞社會所蔓延的巴以站隊情緒，並非僅僅是伊斯蘭共同體情感的渲染。客觀地說，馬來西亞政府在巴以衝突初期便展現了超出尋常的主動。教育部指示下的“巴勒斯坦團結周”在社會上引發爭議，援巴的萬人集會、禁止以色列航運公司靠港和包圍美國使館抗議集會等舉措，也都得到了政府的默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