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制定政策也高度依赖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希望政府与大众能共同完善该数据库,从而改善政策的制定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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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政府今年实行的首项改革是开始试行主要数据库(PADU),期望通过更详细的国民资料来改善政策制定的过程。其中一个显著的变革是将重要或基础支出纳入考量,采取可支配收入作为参考,而非过去的纯收入。
相比之前的机制,这项变革无疑是进步的。它将有效改善各种政策,例如津贴制度的准确性。
以三个收入相同但成员不同的家庭为例:第一个是月入1万的单身人士,第二个是一对各月入5000的夫妻,第三个是一对夫妻,并育有两名成年孩子的家庭,四人各月入2500令吉。
以上三个家庭的总收入相同,都是1万令吉,然而他们的基本生活开支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导致了生活素质也大不相同。然而过去的津贴制度因仅参考了家庭收入,即将以上三个家庭相提并论,这就局限了现有津贴制度的准确性:一些因工作成员较多,但都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无法获得应有的帮助。
如果将基本支出也纳入考量,那么情况将大有不同。以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马来西亚家庭开销报告的平均开销作为参考,那么第一个家庭需花费478令吉于食物与饮料,第二个家庭需为此支出693令吉,而第三个家庭在此项的开销则涨至899令吉。即便只将此项开销列为基本支出,上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也大有不同:第一个家庭每人为9522令吉,第二个家庭每人为4653令吉,第三个家庭则每人为2275令吉。因此,通过PADU将可支配收入纳入津贴制度估计能极大改善该制度的有效性。
然而,政府也需关注该数据库的一些可能会降低其效率的局限。首先,可支配收入来自于两个主要元素,即收入减去基础(必要)支出。而与此前机制的漏洞一样,如何确定国民的真实收入与通报收入一致是一大难题。我国因为收入来自于非法经济活动以及为了减少乃至避免缴税而少报收入等现象都在限制政府测量国民收入的准确性。
以前者为例,我国地下经济(或影子经济)被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0%,这相对高的比例将导致许多国民的真实收入被低估。而以此作为可支配收入的计算基础将削弱其可靠性。
经济部长此前曾表示该数据库能标记收入与财产的不符的情况,如通报拿着最低收入但名下却有着高价豪车。如果该数据库在这方面的效率理想,那么或许能有效地减少真实收入被低估的现象与影子经济的影响。
其次则是如何定义基础(必要)支出。统计局现将13种开销类型分为三大类:基本需求(包含食物与饮料、住家与水电费等、交通,以及餐厅与住宿服务),其它基本需求(包含衣饰、健康、通讯、教育)以及可选(包含烟酒、家具装饰、娱乐运动与文化、保险与金融、保养与其他)。
哪些开销应被纳入可支配收入的计算基础是一个问题,而被纳入的开销类型需以什么数额作为基础又是另一挑战;不同地区所需的数额相差甚大。仍以统计局的报告为参考,平均家庭开销用于食物与饮料在登嘉楼每月为1032令吉,于沙巴则为712令吉;哪怕在同一州,登嘉楼城市此项开销为1063令吉,郊区则为976令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家庭”开销,因此一些成员较多的家庭将有着更大的开销。政府在参考时想来会依据人数进行调整。
而PADU有将国民的住址与工作地点记录在案,如果能以此作为计算根据,那么能极大地将这方面的误差降低,并能让政府根据不同生活地区的生活成本进行调整,得出一个更准确的开销数额用于可支配收入的计算。
此外,现有数额都是以家庭作为单位。在报告里,家庭(isi rumah)指的是居住一起,共用预算的一户。以之前三个家庭为例,如何分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现有的疑虑。一个低收入家庭里的成员有可能因为无法分户导致总家庭收入被高估,会否因此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造成偏差也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事项。
运用更详细的数据来制定政策是一个值得我们肯定的决策。实行更有效率的政策,例如更准确的津贴制度,无疑能让政府在改善社会情况的同时帮助政府建立一个更健康的财务状况,让我国在短期和长期间受益。然而,该数据库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制定政策也高度依赖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希望政府与大众能共同完善该数据库,从而改善政策的制定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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