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爆新料 质疑爱泼斯坦“自杀”

这坦诚公布，即本文主旨——不再掩盖自杀事件，科学理性地对待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

“期待可能性”这个词原出自于法学，其内涵表达了社会对于每个人遵纪守法的期待性。当一个人处于极端的不乐观环境中，公权力不去追究他迫不得已的犯罪行为，这就是“缺乏期待可能性”。将这个概念类比近代青少年的自杀、自残现象，这些青少年走上了人生的最后一条路，是否也是一种无法苛责、必须理解的“缺乏期待可能性”呢？

之所以将当代青少年自杀案件的责任定性为“缺乏期待可能性”，是因为在自杀课题中负有第一责任人地位的，绝不该是选择自尽的孩子，而是面对着潜在爆发的问题因子，尚未作出妥当处理的当代社会。

笔者阅览中马两地新闻媒体与权威单位的统计数据后，发现各造提供之数据，其关注点仅片面集中于诸如自杀人数、企图自杀人数、心理不健康人数等基础数据；对于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如青少年的负面情绪、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经济压力等因素中的占比量，数据层面上呈现出来的往往是滞后、数据量不足的现象。

特举一例：大学新生在学期初所参与的心理健康测试，其中问题不乏“你曾经尝试过自杀吗？”、“你近期的心情如何？”等测试题。这些形式主义的“走过场”问卷调查，断然无法反映学生负面心理的形成因素、解决不力因素等现实问题。

再举一实际例子：每逢出现学生自杀案，部分校方惧于事件发酵所带来的社会舆论、校誉影响和相关人员责任，往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进行处理，对于事件后续的处理手段有如“绥靖政策”般的“妥协、掩盖、避忌”，而忽略了事件发生的主因——学生心理问题，以及事件背后的潜在问题——其他学生的心理问题。面对着这一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部分负责单位却碍于脸面选择不变应万变，岂不可耻、可笑哉？

有鉴于此，这份“缺乏期待可能性”的客观归责应该明晰，同时对于这个课题的议论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归责，而应该延伸至解决策略的设计当中。笔者谨持抛砖引玉的态度，浅谈落实政策之上的“三板斧”设定政策思路：坦诚公布、检讨反思、随事而制。

这坦诚公布，即本文主旨——不再掩盖自杀事件，科学理性地对待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于检讨反思，即自杀案件背后的考量点。至于这一部分，可预见的是导致青少年自杀绝非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复杂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所致的不可挽救的局面。或是社会阶级差异、或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或是社会大环境的压力、或是个人思维偏颇狭隘。

至于随事而制，即针对每个分门别类后的因素，进行相对应的制度改革或政策落实。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为每一个自杀缘由的预防策略未雨绸缪，但至少我们可以试着针对时代的特性亡羊补牢。就这个时代而言，青少年的主要压力源于核心思想趋于扭曲的恶性竞争。这是社会高速发展之下必然承受的代价：为了无限提升社会这轮巨大的齿轮转动的效率，无止休地逼迫未来的社会主要生产力“更高、更快、更强”。于是这一代的孩子给时代定性上了“内卷至上”，给自己定性上了“摆烂到底”，给现在定性上了“娱乐至死”，给未来定性上了“随遇而安”。因此，不应以牺牲下一代的个人长期发展为代价去揠苗助长，而是平衡青少年的理想发展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以更具阶段性的政策推动青少年品德素质与全方位能力发展，这是尊重科学的施政精神。

4年前，中国大陆有关当局推动了“双减政策”，旨在为中小学生减轻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与此同时，中国各省高校陆续推行学分绩点的改革政策，旨在鼓励大学生摆脱“分数内卷”，转向全方位健康发展。且不论政策实施至今的实际成效，单论政策理论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已是“教育改革的一小步，社会改革的一大步”。就这份改革态度而言，值得我们在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期待可能性”落空以前，去借鉴其中精神并本土化这一类教育改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