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机构可以培养一个强调质量而非数量的研究文化，减少过度发表的压力。最后，教育部也必须培养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强调正直和诚实等良好价值观，否则我们将继续成为全球科学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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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自然》学术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我国因诚信问题而被撤销的学术研究论文数量竟然位居全球第六，因而让我国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之一。这项研究分析了过去二十年发表了超过10万篇学术文章的国家，若文章中至少有一位作者来自该国，那么那篇文章就算该国所著。结果显示，每1万篇大马研究论文中，有17.2篇被撤销。这是所有被分析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使我国成为全球撤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期刊撤稿显示科学界内的各种问题，包括科研不端行为、违反科学伦理、数据捏造或研究方法缺陷的严重程度。因此，了解每个撤稿背后的具体原因是至关重要的，以理解大马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
幸运的是，一项2018年刊登的研究提供了相关数据。这份研究分析了我国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发表的出版物，并发现共有125篇出版物被撤销，其中33篇为期刊文章，92篇为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期刊文章通常更为全面，提供深入的分析和广泛的文献综述，而会议论文则更为简洁，专注于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呈现创新性研究成果。
大多数会议论文的撤销是因为“违反出版原则”，而期刊文章的撤销主要是由于重复出版、剽窃、自我剽窃以及破坏同行评审过程等问题。大多数被撤销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展示数据缺陷，而只有两篇被指责存有科学错误。换句话说，撤稿主要是作者不当行为引起的。同样的，2016年的一篇文章也报告了研究人员在其研究中篡改数据的不当行为。
作为医师科学家，这类报告让笔者感到沮丧。我们接受的培训着重维护科学的诚信，强调对伦理标准的严格遵守、对研究结果的透明报告以及对真理的追求。这种不端行为给学术界抹上了一层阴影。
在讨论这个课题的同时，我们无法回避当今学术界对教职人员施加的压力，其中包括关键绩效指标（KPI）要求的快速和大量发表。学术界的“发表或灭亡”文化鼓励个人更多更快地发表文章，而奖励通常颁发给产量大的作者。这种压力可能导致研究人员采取捷径或缺乏遵循研究伦理的意愿，甚至可能故意行为不当。除了研究人员的不端行为之外，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研究提交给掠夺性期刊。
掠夺性期刊指的是一种欺诈和不道德的出版物，它们利用开放获取模式，通常向作者收取高额费用，同时缺乏适当的同行评审和编辑标准。这些期刊将利润置于学术诚信之上，可能危害已发表研究的质量和可信度。这是一项全球性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研究人员可能因缺乏认识、发表压力或渴望迅速轻松地完成KPI而被吸引到向掠夺性期刊投稿。
可悲的是，被撤销的文章和向掠夺性期刊投稿可能会损害马来西亚研究和全球科学界的可信度，导致同行、研究机构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失去信任。这种信任非常重要，比方说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疫情期间接受接种疫苗，是因为对科学研究和研究机构的信任。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人的不道德行为而侵蚀了这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信任。
解决学术界撤稿和向掠夺性期刊投稿问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方法，包括教育、文化变革以及研究者、研究机构和期刊之间的合作。通过培养对伦理研究实践的承诺，促进以质量为重的文化，我国学术界可以为全球科学界的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改善现状，我国学术机构应投资于教育研究人员有关掠夺性期刊特征以及伦理研究实践的重要性。研究机构可以培养一个强调质量而非数量的研究文化，减少过度发表的压力。最后，教育部也必须培养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强调正直和诚实等良好价值观，否则我们将继续成为全球科学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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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应未雨绸缪，设立全国统一的灾难协调机制平台，整合气象资讯、灾区分布、物流资源、物资需求与志愿人力。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开发App或线上平台，让民众清晰掌握各地物资动态，实现资源的即时流动。
我国近期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灾难性事件，包括柔佛州十五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以及雪兰莪州天然气输送管爆炸悲剧。与此同时，邻国缅甸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逾三千人罹难，数千人受伤及流离失所。
这些灾难提醒我们，世事无常，而国家的灾难应对系统是否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也是我们应该严正看待的课题。
笔者近日走访了几个临时疏散中心（PPS），深受所见所闻感动。在众多疏散中心，不乏热心民众雪中送炭，从四面八方送来物资。
从干粮、饮用水、衣物、床褥、卫生用品，到义务医疗团队进驻看诊，每一份贡献都充满温暖。这是一份跨越族群、宗教与社会阶层的团结精神，是大马最难能可贵的底色，也是任何政治人物的挑拨都无法动摇的真情。
然而，在这份善意背后，笔者也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捐赠物资管理不当导致大量的浪费。例如，部分易腐食品在分发前已变质，而某些物资则被过量捐赠但却无妥善存放，甚至有些捐赠品与灾民的实际需求不符。
尽管捐助者出于一片好心，但由于协调不力，资源配置失衡，反而造成部分基本物资依然短缺，令人惋惜。
灾难研究与国际人道援助的经验早已指出，有效的救援必须符合“三要素”，即及时性（timeliness）、针对性（relevance）与协调性（coordination）。初期救援阶段，最紧迫的是提供即时、可使用的基本物资，如干净饮水、食物、医疗服务与临时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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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灾区情况逐渐稳定，物资需求趋向多元与具体化。这时候，现金援助往往比实物捐赠更具弹性与效益，不仅能让受灾家庭自行采购所需，支持在地经济运作，也减轻物流、人手与仓储负担，让援助更具持续性。
我们不否认，人民自发性的捐助行为体现了社会正义感与集体良知，但如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未能建立更高效的协调平台，这种善意恐将继续在重复中白费。
笔者认为，每个PPS都应设有一名物资协调员，并透过社交媒体、热线或网站实时更新需求清单，让捐助者能“对症下药”。
同时，民众也应被鼓励将资源集中至可信赖的救援组织或官方灾难基金，由专业团队根据灾区需求进行统筹与分配。
政府亦应未雨绸缪，设立全国统一的灾难协调机制平台，整合气象资讯、灾区分布、物流资源、物资需求与志愿人力。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开发App或线上平台，让民众清晰掌握各地物资动态，实现资源的即时流动。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可参考国外经验，例如日本每年定期举行防灾演习，美国红十字会在大型灾害时采取的分级响应机制，确保前线有明确指挥，后勤有足够弹性。
此外，媒体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灾难发生时，媒体必须发挥“需求扩音器”的功能，将灾区所需明确传达给社会大众。而民众则应学习智慧捐助，不盲从、不炫耀、不重复，以有序的方式共同参与救援。
灾难，是一个民族品格的试金石；而人民的回应，则丈量着文明的高度。马来西亚人民用行动证明：这片土地上涌动的爱心，远比网络上的杂音更为响亮。
那些在泥泞中伸出的援手，那些在风雨中传递的温暖，都在诉说着这个国家最动人的故事。然而，善意若想化作强大的力量，就需要制度的翅膀。我国必须建立一套机制，让每一份爱心都能精准抵达需要的地方，让每一次善举都能成为重建家园的基石。
唯有如此，那些闪耀在灾难中的星光，才能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永恒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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