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災準備／01】打造韌性城市 化抵抗為承受抗災

“以前我們做的防洪系統，所模擬還是計算出來的雨天降雨量，然後溝渠是否能承受這些雨水，現在發現好像不夠了，因為雨水量比溝渠所能承載的更多。”

其次，強降雨導致更多土崩和淹水的風險；第三，雨水所帶來的強風。

“其實是這幾年我們才發現到越來越頻繁，10年前我們所說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可能大家還沒有什麼感受，這幾年會時常感受到。”

這是由於吉隆坡淹水頻率愈發增多，幾乎每個月會有一兩次或大或小的水災，且地點多變，跡象和趨勢越來越明顯。

承認氣候變遷的事實，做好超前部署

每當我們打算提前為可能到來的災難做準備時，總會收到“好的不靈，壞的靈”、“烏鴉嘴”諸如此類的反饋，彷彿只要避諱，閉口不談，災難或禍事就不會降臨。

可是我們往往忘了“天不從人願”，與其將頭埋在沙堆裡當鴕鳥，不如未雨綢繆，勝過亡羊補牢。

丁傑隆說，以前的做法是等災難發生以後才去抗災，如今應該要把這個體系轉成“超前部署”，災前就已經做好充足準備。

“第一，我們必須要承認（氣候變遷的事實），所以當我們承認時，我們要開始做一套設計。”

這個設計並非足以去“抵抗”氣候變遷或災難，而是能夠“承受”災難，當災難來襲時，我們已經做好充分準備，這種概念稱之為韌性城市（Urban Resilience）。

災難無法避免，但事前準備可以減少人命傷亡、財物損失，災後能迅速恢復生活，儘可能不影響民生，如同一粒氣球遭遇重力碰撞後，能迅速恢復原貌的彈性，這便是韌性城市的概念。

1. 承認氣候變遷這一事實，推動氣候變遷法：

他認為有一套相關的法律很重要，因為公共體制裡的公務員，負責決策判斷一個地方如何發展，都需要一套清晰的法規。

2. 超前部署，規範和約束大企業：

承認氣候變遷這一事實後，再不能因循守舊採用老方法，即發生災難後，再尋求撥款，討論如何安頓災民、拓寬水溝、重整災區等等。

一旦有關法律制定落實就能展開超前部署，清晰列明如何應對氣候變遷、每個部門的責任、撥款如何下放，以及約束或鼓勵私人領域，特別是大型企業遵守相關規範。

“比如說發展商發展一塊地方時，應該要遵守什麼樣的設計準則，然後防洪的責任在哪？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環境設計跟規劃，其準則在哪裡？”

“然後所推出的房子，其耗電量、耗水量等必須要有一個準則。”

除了規範以外，政府也能給予鼓勵，假設企業、商家能達到標準予以扣稅或補貼等獎掖。

3. 教育大眾防災知識，提前做好配套防災指南：

丁傑隆任市議員時察覺到，每當災難發生，當地居民便會陷入慌張失措，不知該何去何從，因此由下而上灌輸防災知識非常重要。

每一個村莊或地區都應該要有一個防災指南，在災難發生之前要制定好逃生路線、疏散中心、糧食儲備等等，一旦災害前兆浮現，人們第一時間就知道該逃往何處，並且得到及時的安頓，減少人命傷亡。

一些居住在山區裡的原住民在遭遇水災時，會下意識往高處逃，萬一水位長達一週不退，又沒人發現他們，可能會錯失搜救隊伍的救援，以至於陷入另一種困境，所以災前教育很重要。

另外，有關當局應該要改變“臨時抱佛腳”的做法。

他說，在我國大多數地區並沒有可以監測到河流或溝渠水位到達危險水平的警報系統，這也是超前部署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我們的經驗是發生水災過後才來找禮堂、找學校，然後物資才來，而物資如麵包是臨時去雜貨店採購，我們沒有儲存到乾糧。我們的知識和操作系統裡，沒有設立所謂的倉庫或每一個縣準備一些緊急用品，像是食物、乾糧、床、船、照明、電筒等等。”

所幸的是，這種臨渴掘井的情況在近幾年已經有所改善。

“以前發生災難，你去學校避災，福利局就隨便給你一張床墊，沒有私隱的。現在至少有一個臨時小帳篷。我們現在逐漸在改進，不是沒有做，而是可以做得更好。”

應有專屬部門應對氣候變遷

丁傑隆說，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說，防災和救援僅是韌性城市的一部分。

“我們從未評估過我們的城市能承載、容納多少人，但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越來越快。”

特別是近幾十年，湧入城市的人越來越多，而城市的住房、公共基礎設施、用水、溝渠等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能否負荷，都屬於城市設計的一環。

“簡單來講，就是空氣、陽光、雨水、垃圾、固體廢料、糧食安全，這幾種是我們經常會探討的內容。”

人口和資源的分配是城市規劃的基礎。這個地方有多少人居住，附近是否有農田、森林、礦區、製造業區、金融區等資源，然後再根據上述兩個基礎規劃。例如人口老化嚴重的城市，因為老人居多，考慮到老人走路、反應較緩慢，需要一些不同的規劃和設計來協助他們適應城市。像是休閒公園、安全的走道、斑馬線等基礎設施，醫療相關機構和商鋪等健康設施是否滿足他們的需求？

但是這一切的規劃並非單一部門可以解決，牽涉的部門甚廣，所以需要一個氣候變遷部門或特別委員會來協調主導。

“現在是跟其他部分打包在一起，看部門名字（天然資源、環境及氣候變化部），‘氣候變遷’也放在最後面，也就說明它的重要性沒有那麼高。”

不管是哪個領域，必須由政府來帶頭

他曾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留學，加上其工作經歷，因此較為熟悉東亞城市規劃的個案與我國城市規劃的區別。港臺地區經常面對颱風、強降雨的威脅，處於多山的環境，所以他們的城市很脆弱，因此更多去關注環境跟城市規劃的結合，也許能作為我國的借鑑對象。

他提到，港臺和新加坡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可謂走在技術或者是創新的最前端，且具備一個巨大的優勢。

“如果你說操作方面的話，新加坡、香港一定會走在比較前沿，因為他們是一個由政府主導市場的城市陣地（city state）。他們有很多土地是由政府來主導規劃，因此比較能影響整個城市規劃的設計。”

以香港為例，由任超、吳恩融所著的《香港城市氣候評估與規劃設計》提到，港府和業界就曾多次開展有關城市氣候與環境的顧問項目，頒佈多項技術通告和設計指引。比如《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向當地規劃師、建築師和大眾介紹，利用通風廊的構建和連接、利用綠化帶和開敞空間的銜接增加城市通風程度等改善城市通風的設計措施。當地政府在新市鎮規劃、新發展區、公共組屋等政府關聯計劃開展空氣流通評估，並且納入相關土地規劃研究，用於控制建築分佈、街道走向以及地區開發強度等，起了帶頭作用。

因此，雖然私人房屋發展方面，並無強制條例執行，但發展商在提交設計圖時，也會進行有關評估，以讓項目順利通過。

“成功的案例一定是由政府部門來主導私人領域的。”

他指出，馬來西亞的市場走向還是以價格為導向，若政府一味規定發展商要節能省電，不能耗水耗能源，房價必然走高。而政府具備預算撥款和補貼機制，還有龐大的官聯公司支持。以綠色建築為例，假設要推動綠色建築，政府在建設學校、消防局、警察局、醫院、辦公樓等政府建築就採用大量相關建材，就能降低建材的價格，私人領域的發展商才能跟進受惠。

“因為發展商想要做綠色建築，但他的量可能不夠，價錢壓不下來，又或者我們找不到供應商或相關材料進來。如果政府每年有好幾百億發展預算，我要建學校、醫院、新的辦公樓，甚至機場都可以更快或更有效地落實綠色建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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