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Saras Manickam／在寫作中冒險 掀開底層樣貌

莎拉斯進入筆下的角色，透過麥克風念出一名被限制教育的印裔婦女Pattu，如何透過言語侮辱她的女兒，只因為女兒擁有其不曾有過的自由。而這樣不討喜的角色，比起厭惡，讀者更多的是感到揪心，“所有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人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受害者不總是受害者，受虐的人也可以是施虐者，他們也有可能成為加害者，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一點。”

正如書中第一個章節的人妻Sundari，即便丈夫給了全部的愛，但自由於她始終奢侈，“Sundari無法自主看望父母，那時的她便意識到愛是不夠的，身為女性必須擁有自主和選擇權。”莎拉斯使用故事中的角色深入說明後，不自禁嘆道：“人性是很複雜的。”

莎拉斯寫的是街坊茶餘飯後的話題。雖然你我再也熟悉不過，但她透過一次次與人的交流，深入瞭解話題主角的背景後加以創作。這一則則看似輕鬆無傷大雅的八卦閒聊，活生生地反映出這座城市底層最真實的樣貌。

而一名作家書寫的題材千百種，莎拉斯選擇掀開基層積累已久的課題，其中原因或許得從她自己的故事說起。

約人交流聽故事

莎拉斯自小在霹靂安順長大，她在家中排行第五。書本陪伴她成長，成為作家的夢或許就這樣一點一滴注入心中。在夢想實現以前，她先在霹靂鄉鎮的一所中學擔任教師，後來到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深造，成為教師培訓學院的指導老師、文案工作者、英文課本的編輯等。

對莎拉斯來說，與人交流是一大享受，書裡的故事便是這樣“聽”來的。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為了撰寫與人類學有關的論文，她在一所公認的問題學校待了9個月。

“我的學生大多住在吉隆坡組屋，當時很多女學生放學後不回家，搭小巴士到百貨公司晃悠，避開擠滿人的小小的空間。他們過著就是這樣的生活。”

莎拉斯走入這群學生的世界，以朋友的身分聆聽他們的故事，“我在教室裡與這些孩子朝夕相處，最終得到他們的信任。你知道嗎？他們都經歷過可怕的事，我把這些都寫入論文，在答辯環節時因為太震驚，教授無法接受。”

此外，莎拉斯不戴有色眼鏡和學生共處，“我從不評判這些學生，我不會告訴他們‘你是壞人’。我沒有經歷過他們的痛苦，又從何批評？所以我書寫真實的故事，不以受害者為視角出發打同情牌，而是讓讀者自行判斷。”

除了探討女性的自主權，《My Mother Pattu》此書中也觸及許多種族課題。

作家不能只寫好的一面

“On the billboard along the streets, they show everybody being best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but the Chinese, Indians, Malays, they live in their own bubbles and the politicians make sure they don’t trust each other too much.（從街道上的廣告牌，他們展現了和諧友好的一面，其實華巫印活在自己的泡泡裡，政治家必須確保他們間互不信任。）”——〈When I speak of Kuala Lumpur〉

關於這片土地的問題由來已久，但提起則需要勇氣。

莎拉斯笑言，在碰觸一些敏感課題時身旁不乏勸阻聲音，“在馬來西亞，我們總害怕寫‘冒犯他人的文字’。但我認為把它寫出來後讓人們思考以及對話，或許是一名作家能做的。”她亦強調自身並非激進分子，“我是個膽小的女人，但記錄身旁正發生的事是我能做的。我也知道不寫一定安全，但若只寫故事好的一面，我不會稱自己為作家。”

家人是堅持的力量

“Kannan can’t speak. Can’t brush his teeth, bathe or wash his bum. Can’t button his shirt, pull up his pants or feed himself…After I’m dead and the husband too, who will love my son? ”（迦南無法言語。不能刷牙、洗澡或擦洗屁股。不能係扣襯衫，提拉褲子或自己餵食……在我死後，丈夫也離世後，誰會愛護我的兒子呢？”）——〈Will You Let Him Drink the Wind?〉

雖然抱持著這樣的信念，但一路走來不容易。因為找不到保姆，莎拉斯辭掉教師培訓的工作，在家照顧兩個小孩。她改以自由業者的身分，靠接文案、編教材和講師等工作為生。在完成家務和工作後，莎拉斯才有專屬的寫作時間。

“我兒子在5、6歲時，看到我每天在工作。他在餐廳觀察到服務員負責收錢後，便忍不住問我：媽媽你為什麼不去當服務員呢？你可以直接拿錢。”回憶起孩子的童言童語，莎拉斯嘴角情不自禁上揚。而透過兒童的視角，她看到更廣泛的世界，“在他們的眼中，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這也影響了我看待人的角度。”

同樣收錄在《My Mother Pattu》的〈Dey Raja〉，便是她專注寫作後第一篇發佈的作品，說的是在印度社會中父母支配婚姻的故事。至於獲獎作品〈My Mother Pattu〉，卻是她這10年間，不斷反覆修改才寫出的故事。

寫作 最好的回饋方式

在這趟創作旅程中，她遇上身兼作家、編輯和出版商的莎倫（Sharon Bakar）。在她的帶領下，莎拉斯開始精進寫作技巧，之後更自費到布拉格參與寫作交流課。在這期間，她亦受邀到瑞士參與駐地作家項目。

“我絕對是幸運的，一路走來獲得許多人的幫助，現在我也想要把接受到的好分享出去。”寫作，也許是她回饋這些好的最佳方式，莎拉斯希望藉由《My Mother Pattu》中14則短篇故事中的角色，教會人們在困難當前絕不迴避。

“他們不以受害者的身分自居，即便偶爾抱怨生活不公後，也不責怪任何人，堅強地走下去。”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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