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俊奇／​儂好，胡歌

胡歌安靜下來的時候，是真的安靜。像什麼呢？像最深的嚴冬，夜裡靜靜落下來的雪。聽過和他同組拍戲的演員形容，胡歌一走出鏡頭，整個人就“嘚”的一聲，自動把渾身的光芒熄滅了去，然後慢慢的背轉身，往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去——於是我想起北京。北京一下雪就變成了北平。北平的雪下得兇，兇得可以把衚衕裡的喧鬧和動靜都掩蓋下去，而那靜，靜得連故宮都一眨眼就變成了紫禁城，紅牆宮裡萬重門，那紅門遠遠望過去，出奇的溫柔，竟隱隱帶著少女的嬌羞。我也想起胡歌演的梅長蘇，因為患有火寒毒，常年撐著單薄的病軀，在寒冬裡抱著炭盆，坐在窗臺前，憂患著家國的憂患，而死亡其實離梅莊主很近很近，近得彷彿就在積著厚雪的門外靜靜地守候，梅莊主一個大意把門打開，死亡也就一臉冷峻地竄了進來。

後來胡歌說，出事之後，他發了一個夢，夢見了那位和他一同出車禍然後不幸離世的同事，夢裡頭，他把對方送到機場，大家沒事人一般，說說笑笑的，然後對方轉過頭來，告訴了他航班的時間，隔天胡歌醒過來，酸酸楚楚的把那夢迴味一遍，赫然發現，那航班的時間，其實就是哀悼會的時間——於是胡歌把臉埋進手掌，肩膀抖動得像一隻僥倖躲過獵人子彈的雀鷹，原來死亡曾經靠得那麼近，近得像是被誰在臉上吹了一口氣，甚至那撲面而來的氣息，胡歌到現在都還記得清。他記得本來是他坐副駕駛位置的，那同事說，“胡歌你坐到後面來，睡起來舒服點。”那時他們趕完通告，從橫店開車回上海，胡歌累得全程都在車上睡癱了，因此當他終於知道跟他換位子的同事已經因車禍去世的時候，整個人嚇呆了，又內疚又自責又傷心，委屈得像個最好的同學突然轉校離開了可卻又傷心得不敢在老師面前哭出聲音來的孩子，原來在生離與死別面前，命運的樓板掀了開來輕輕響動，我們除了用盡氣力的傷心，其餘的都無能為力。

我突然想起金宇澄談起《繁花》的時候，回到了江蘇黎明裡的祖宅，搬了張椅子坐在破敗得像個荒園的屋子裡望出去，剛好望見一棵娟秀的老樹，枝葉晃動得像金線一般，金燦燦的，很是漂亮，金宇澄說，“這是棵野生樹，小鳥吃了它的果子，飛到這兒來拉屎就長出來了，江南特有的樹。”而人生誰不都是這樣呢？不管你長在哪裡，到最終落了下來，就好像一張樹葉一樣，飄走了，就什麼都沒有了——這道理當然胡歌都懂，胡歌比誰都懂，生命如果不是那麼脆弱，我們又何苦那麼驚慌焦慮？我記得胡歌說過，人的一生或長或短，都不必太計較，這一生來不及完成的事情，就寫進墓誌銘吧。而他唯一沒有放棄的是，既然活了下來，就把自己活成一個堅毅的、寬容的、赤誠的男人，給未來留下一點什麼，而且肩膀不必太寬，擔得起人生的波瀾也就足夠。其實我何嘗不是那樣？特別抗拒把10年或20年拉過來設定成一個年限來評估自己活出了一些什麼。在命運面前，歲月太單薄，10年20年算得了啥，可能明天發生的一件事，就足以把曾經累計下來的一切都崩解了，都改變了——“就好像一根羽毛，風吹過來，它就跟著飄走了”。而胡歌這感慨，不知咋的就和金宇澄說的給對上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上海人，在上海飽滿的風月當中，不約而同地，一眼看穿每個繁華時代的背後，其實也陰晦，其實也貧乏。

也可能是因為那場車禍吧。胡歌臉上結結實實地縫了一百多針，整張臉差點毀了，之後醫生到病房替他上藥，拆掉了臉上的紗布，胡歌隱隱發現大家的眼神有異，不是太對勁，於是央父親把鏡子遞過來，父親多番推搪，怎麼都不肯，後來胡歌藉故要進洗手間，在鏡子面前看見自己的臉腫得比原本的大上兩倍，顯然是大大的破了相，而且肌肉組織很多都移了位，傷得最重的是右眼，腫得根本張不開，幾乎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來了，可他當時的第一個感覺竟然是如釋重負，回過頭來對父親說，“太好了，終於可以不用當偶像了，終於可以不用當演員了。”於是我想，這和金城武是多麼的相似啊。明明兩個都是天生必須在強燈之下戲耍風流的男人，卻偏偏想方設法不把自己當一回事，而且所謂偶像，不外只是光環，不知志向，不是職業，至於帥哥——帥哥怎麼能算是一種藝術成就呢？

不斷否定自己，再慢慢重新建立自己

胡歌是個聰明的演員，他的演技，總是收的時候比放的時候多。而真相是不見端底的。人如是。戲如是。所以胡歌用他自己的歷練，壓抑了梅長蘇的感情線，豐富了角色的孤獨感，有些人的人生，是必須經過不斷的否定自己，不斷的推翻自己，到最後才能慢慢地重新建立起自己。我喜歡胡歌，是喜歡他居然在這個粉絲可以兌換成貨幣的“新粉絲經濟時代”，一再千方百計地撲滅身上的明星光芒，把自己從明星退化成一個演員，再從一個偶像，破帽遮顏過鬧市，恢復一個演員最純粹的本質，這對胡歌來說，終究才是他最樂見其成的反其道而行的進化方式。胡歌說過，他是一個簡單的人，簡單是他的葉綠素，“有時候演了一場很牛的戲，我自己就會沾沾自喜，樂上好幾天，而這種樂，比起摘掉影帝或視帝什麼的，更加讓人開懷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