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發生的事,在資訊發達的今天,我們以為我們都懂。但並不然。我們或許知道世界各地發生的災難和戰爭,卻可能不知道與我們擦肩而過的弱勢群體的故事。
近期朋友推薦我去看香港電影《白日之下》。我因為自己從事助人工作多年,長期幫助殘障兒童以及他們的家人,所以對這電影的題材特別感興趣。這部電影的故事源於2015年香港發生的真實事件。只是電影將多則新聞結合,形成了單一地方發生的事情。故事描述一位記者潛入一傢俬立的老人、殘疾人院所,揭發了該院所極惡劣的生活環境,包括嚴重缺乏人手,經常發生虐待及院友離奇死亡的事件。該記者從表現冷漠、震驚、氣憤,到感覺無助,都牽引著觀眾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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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讓我有深刻感觸的,是弱智女孩被院長性侵後,雖然證據都指向院長有罪,但是因為女孩患上創傷後遺症,情緒極度不穩定,所以指控官以“為了不讓受害者上法庭再次經歷創傷”為理由,撤銷了這個案件。事實上,被告的院長曾有多次被舉報性侵院友的經歷,只是因各種理由,不曾被判入獄。因此,被告再次自由地走出法庭,正義凜然地向大家宣告他博愛的精神,只是極其不幸地屢次被人冤枉。
整部戲並非要指控個別罪犯或機構,而是要帶出整個社會制度的弊病。該院所及其他機構多次被投訴虐待院友,但是政府為了開源節流,繼續將照顧老人與殘疾人的工作外判給私人機構,並選擇忽略這些投訴。這讓私人機構有機可乘,領取政府給予這些弱勢群體的津貼,卻只提供他們一個落腳的地方,過期的冷凍食物,和不人道的對待(如禁錮、毆打、脫光被綁在輪椅上集體洗澡等)。
走出戲院,與我同行的媒體界朋友問我,是否相信這些事情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他說自己曾去過老人院,看見多個臥床的老人睡在無間隔的大房間,並在毫無遮掩的情況下被更換尿布。我倒是想起了我在國外看到一起一位聰穎的自閉女性(注1)的新聞。她在尋求輔導幫助時,被異性的輔導員誘姦(注2)。但是即便她勇敢站出來控告該名輔導員,多年的法律程序耗損了她所有精力。她為此付上自己的健康,卻無法使用法律阻止被告接觸其他弱勢人士,防止下一個受害者出現。
社會制度造成資源缺乏
我也想起在2009年,有人揭發我國新古毛一家政府殘疾人機構對某些院友的不人道對待。記者發現一群無自理、語言能力的裸露病患被鐵鏈鎖了起來。他們的待遇與動物無異。院方無奈地表示,這些病患不但會逃走,也會撕爛自己身上的衣物,所以院方才會讓他們裸露並鎖上鐵鏈。我記得新聞報道這事件後,精神科醫生出來指責這些行為可以通過藥物減低,院方不應該使用如此下策。
此外,我們也得知世界各地常有新聞報道,說長期照顧殘疾的父母、伴侶在不堪壓力下親手殺死他們。我並不想很清高地指責這些照護人員,或者被控謀殺親人的照顧者。他們日以繼夜照顧的疲累,嚴重缺乏睡眠,和精神上及經濟上的壓力,並非外人可以體會的。整個社會制度造成的資源缺乏(沒有提供家庭經濟上或實體上幫助照護病患,和缺乏適當的教育、醫療及就業機會給予弱勢群體),並忽略他們和家屬的聲音,才是各種問題的根源。
《白日之下》曾經發生的事,將來還會繼續發生,除非我們今天開始去正視它,並付諸行動去改變。不為別的,因為每個人將來都會有一天變老,或變“殘疾”(無法走動或臥床),你不會希望不人道的對待發生在你,或你所愛的人身上。(本文作者為註冊心理師)
注1:在最新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中,已經不再使用亞斯伯格這個名詞。因此擁有正常或高於一般人的智商及自閉特徵的人,依舊被歸納為自閉。這一群人一般上不容易被發現,因為他們能像一般人交談、學習,以及工作。只是他們的溝通與學習方式會與一般人不一樣,導致他們在與其他人互動時出現困難。此外,因為他們常輕信他人,無法讀懂別人行為背後的動機,也常被教育要迎合別人,自閉女性常常成為性侵犯或暴力行為的受害者。
注2:在輔導室內,個案很容易視輔導員為比他們強大的“救贖者”,個案的脆弱心靈也很容易被輔導員操控。因此職業操守標準嚴禁輔導員或心理師與他們正在輔導的個案有輔導室以外的關係,尤其是親密關係,即使他們證明與個案兩情相悅。這個基本的職業操守,是所有的輔導員或心理師都知道不能觸犯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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