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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40am 25/01/2024

丁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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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杰隆.特区并不是随手“划”出

并不是随手一笔“划”出一个,就可坐等开花结果。成立一个特区当然是件易事,但要让一个特区取得成效,政府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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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计划,特别是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EZ),指的是国家为了特定战略目标,如促进区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成长,而选择在一片土地划定为特区,同时赋予有异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监管制度。

正如东亚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特区在大马的历史发展,主要从早期六七十年代的加工出口区,逐渐升级至晚近的高科技园区或自由贸易区。

如今,我国拥有超过20个特区,包括最早期推动的雪州淡江、八打灵双溪威和槟城。晚近则计有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PKFZ)和(DFTZ)。此外,政府也正拟议柔新经济特区(JS-SEZ)。

这里所指的“特区”,与一般城市规划与土地使用形态的“园区”有所不一样,而是普遍涉及国家主权的“例外空间”(spaces of exception),且拥有鲜明边界划定或筑起高耸管制围墙。

这种例外空间,一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境内的实验空间,以及具有推动经济自由和开放的示范作用,在法律、经济、税务乃至出入境等治理上有别国内其他地方,从而让特区成为面向国际和促进外资流入的前沿大门。

例如,中国过去在沿海一带成立的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都对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扮演着重要作用。

然而,尽管特区一般拥有多面向的优势,如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政府提供红地毯式贵宾待遇,但从历史发展的观察,并非所有特区都能如愿实现预期目标,或媲美深圳所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虽然特区的数量迅速增加,但许多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研究发现,特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经常并不显著,甚至有些特区取得的经济成长,比国家的整体经济成长来得缓慢且落后。

因此,特区能否成为促进经济成长的新引擎,关键仍在国家的角色扮演。

第一,当国家提供外资在特区内诸多待遇,从企业和专才个人的税务优惠,到特区内的领先水电基础设施等诱因,能否换取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就业机会和技术转移?

如果外资出于避税考量只在特区成立空壳公司,且只为满足最低入驻条件而缴付最低实质资本,却没有大量雇佣和培养本地公民(人力资本)或设立制造工厂(技术资本),政府是否能够接受?

第二,特区是否能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并成为区域里的重要节点(node)?槟城峇六拜的成功,即是典型例子。但是,特区的发展并不是静态,所以不能只满足当下,因为特区必须跟上产业升级的动态步伐,政府往往必须进行超前部署,不论是在人才培育、土地和基础设施供应等,才能持续吸引新产业的入驻和持续投资,以延续特区的成长势头。

第三,政策的连续性。2017年在我国设立的数码自由贸易区,立志要成为亚洲电子商务物流中心,却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如今亦少有人关注。这可能因为政权多次更迭结果和疫情封关因素所致,使有关政策缺乏连续性。实际上,大马在区域里拥有卓越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全球最繁忙之一的货运港口和机场,发展物流产业理当不难。

由此可见,并不是随手一笔“划”出一个特区,就可坐等开花结果。成立一个特区当然是件易事,但要让一个特区取得成效,政府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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