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隨手一筆“劃”出一個特區,就可坐等開花結果。成立一個特區當然是件易事,但要讓一個特區取得成效,政府尚有許多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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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計劃,特別是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EZ),指的是國家為了特定戰略目標,如促進區域之間的貿易、投資和經濟成長,而選擇在一片土地劃定為特區,同時賦予有異於國內其他地方的監管制度。
正如東亞其他新型工業化國家,特區在大馬的歷史發展,主要從早期六七十年代的加工出口區,逐漸升級至晚近的高科技園區或自由貿易區。
如今,我國擁有超過20個特區,包括最早期推動的雪州淡江、八打靈雙溪威和檳城峇六拜。晚近則計有巴生港口自由貿易區(PKFZ)和數碼自由貿易區(DFTZ)。此外,政府也正擬議柔新經濟特區(JS-SEZ)。
這裡所指的“特區”,與一般城市規劃與土地使用形態的“園區”有所不一樣,而是普遍涉及國家主權的“例外空間”(spaces of exception),且擁有鮮明邊界劃定或築起高聳管制圍牆。
這種例外空間,一般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境內的實驗空間,以及具有推動經濟自由和開放的示範作用,在法律、經濟、稅務乃至出入境等治理上有別國內其他地方,從而讓特區成為面向國際和促進外資流入的前沿大門。
例如,中國過去在沿海一帶成立的經濟特區,包括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等,都對推進中國經濟現代化發展扮演著重要作用。
然而,儘管特區一般擁有多面向的優勢,如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以及政府提供紅地毯式貴賓待遇,但從歷史發展的觀察,並非所有特區都能如願實現預期目標,或媲美深圳所取得的成就。
特別是在東亞和東南亞,雖然特區的數量迅速增加,但許多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研究發現,特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經常並不顯著,甚至有些特區取得的經濟成長,比國家的整體經濟成長來得緩慢且落後。
因此,特區能否成為促進經濟成長的新引擎,關鍵仍在國家的角色扮演。
第一,當國家提供外資在特區內諸多待遇,從企業和專才個人的稅務優惠,到特區內的領先水電基礎設施等誘因,能否換取更多高附加價值的就業機會和技術轉移?
如果外資出於避稅考量只在特區成立空殼公司,且只為滿足最低入駐條件而繳付最低實質資本,卻沒有大量僱傭和培養本地公民(人力資本)或設立製造工廠(技術資本),政府是否能夠接受?
第二,特區是否能嵌入全球生產網絡,併成為區域裡的重要節點(node)?檳城峇六拜的成功,即是典型例子。但是,特區的發展並不是靜態,所以不能只滿足當下,因為特區必須跟上產業升級的動態步伐,政府往往必須進行超前部署,不論是在人才培育、土地和基礎設施供應等,才能持續吸引新產業的入駐和持續投資,以延續特區的成長勢頭。
第三,政策的連續性。2017年在我國設立的數碼自由貿易區,立志要成為亞洲電子商務物流中心,卻沒有取得預期成果,如今亦少有人關注。這可能因為政權多次更迭結果和疫情封關因素所致,使有關政策缺乏連續性。實際上,大馬在區域裡擁有卓越的地理位置優勢,以及全球最繁忙之一的貨運港口和機場,發展物流產業理當不難。
由此可見,並不是隨手一筆“劃”出一個特區,就可坐等開花結果。成立一個特區當然是件易事,但要讓一個特區取得成效,政府尚有許多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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