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达因这句话,也犯上了许多高官政要享有过大权力的通病,以及暴露大马当年推行新经济政策至今所出现的变质现象和缺点,格局狭窄得犹如井底之蛙般,只能一味躲在国内特定高官所设立的专属保护伞下,大肆刮取民膏来谋取暴利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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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会最近向敦马家族和政治亲信敦达因所展开的系列调查和提控行动,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主要当作吃瓜观众观赏另一出据闻是从“迪拜行动”延伸出来的政治权斗肥皂剧。反正,在这个时间点上,包括由于案情发生在跟年轻一代几乎已严重脱节的上个世纪,再加上目前首相身边还有一个非常碍眼的反贪负面形象宣传大使。 没有多少人会当真认为,这是反贪会展现打击贪腐和打造廉政的改革决心。
但每每发生类似充满政治色彩的反贪提控,往往还是会爆发出一些会惹人话柄,乃至引起举国瞩目的茶杯里的风波。 类似小插曲枝节,虽然一般不会对最终案情结果来任何改变,但至少还是因为其偶然性和突发性,而得以在民间掀起不小涟漪,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原本案件进展。
就如上个世纪末当敦马任相1.0末期,撤除现任首相当年的副首相公职,并向其展开充满政治阴谋的贪腐提控时,没多少人会认真看待当年承审法官奥克斯丁保罗的判词。唯一深刻烙印在大家脑海中的,只有当年全国总警长拉欣诺在扣留期间送给安华的黑眼圈。
同样的,这次反贪会针对前财长敦达因和家属的系列反贪调查和提控,也难得迫使平时行事作风非常低调,甚至可谓近乎沉默寡言的达因,除了提出一般意料之内的被政治逼害等辩护立场,也突然冒出了一句几乎语惊四座的争议性话题,即特别强调本身若当初专心从商而没有为政治和国家牺牲,那么今天很可能累积更多即高达500亿令吉的身家。
这句完全经不起数字乃至事迹考验的论调,除了完全无助于敦达因在法庭内作为有效和有关联辩护,也在主流舆论上帮了倒忙,引起许多企业界人士的不满乃至反感。更意外的是,也因为其话中有话的所谓500亿身家论,而牵扯出另一个稳守大马多年首富宝座的郭鹤年。
或许是于2018年敦马任相2.0时,跟大马首富郭鹤年同时受委为国家元老或顾问理事会成员,导致其自视过高,以为本身的经商能力真能跟早已超越大马,并涉足全球市场的后者并驾齐驱。
敦达因这句话,也犯上了许多高官政要享有过大权力的通病,以及暴露大马当年推行新经济政策至今所出现的变质现象和缺点,格局狭窄得犹如井底之蛙般,只能一味躲在国内特定高官所设立的专属保护伞下,大肆刮取民膏来谋取暴利致富。
反之,只有如郭老般一路走来皆干实业,经商作风踏实磊落的企业家,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金不怕洪炉火,而且走向世界经济舞台,造福无数国家的人民。
因此希望安华政府也趁着这项敦达因个案,重新认真检讨大马的经济环境和大方向,尤其以身作则摒弃过去不健康的系列朋党文化和干预自由经济市场黑手,让更多企业领域尤其国民的基本需要回到自由经济市场,让人民享有最实惠的价格和优质的产品。而非讲一套做一套,让类似的反贪提控情节,继续一朝天子一朝臣,恶性循环,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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