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延续“南洋研究”,它至少需抛开悲情史、奋斗/斗争史与贡献史的概念书写套路。“新南洋史”需要多元视角和多语种的新史料,甚至要有跨域史学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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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研究员莫家浩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人鬼神兽》,邀我写序,欣然答应。这本书是和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白伟权的新著《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同步在台湾出版,并被出版社标榜为“新南洋史”系列。
被标榜为“新南洋史”不晓得是不是台湾出版社纯为促销新书而打出来的宣传文案,但就“新南洋史”的提出,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
就早期学院派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的东南亚研究其实是掌握在英文源流学术人员手中。这些执笔之人,在英属马来亚时代主要是一些“学政人员”,他们既是学术撰写者,也是英殖民地官员,难免有其站在“殖民者碉堡”和“洋船甲板”上来看东南亚的西方中心观,并在字里行间会合理化殖民政府的政策。尤其在东南亚原住民及在地华人民俗和宗教信仰方面,这些学政人员有其高姿态的西方视角及偏见。但他们是当时英属马来亚政府里精英中的精英,很有学识。有些还懂得多种语文,甚至会讲中文和方言,掌握的讯息也较广博。
反倒是战后独立建国以来,学院派的东南亚研究已走向马来西亚或国别研究,而官方主流的马来西亚历史的探讨,主要以马来民族和伊斯兰为主轴,非马来的都成了“dan lain lain”的“其他”陪衬事项。在主流的英文学界里,涉及华人的研究也比较偏向依赖于官方档案资料的引用。这固然有其历史建构上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面对史料,即使是官方档案文件,你还是要辨伪和需要再考证的,更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为什么是这般的结局。研读历史,不能只看到上层的官方历史和史料,上层和下层的历史都要重视。
然而,在另一边,就马来西亚中文书写的非政府大学的“民间学者”来说,二战前后,由许云樵、韩槐准等南洋学会同仁开启的“南洋研究”是很精彩的。在马来亚建国之际,鲁白野的《马来散记》的“大白话”书写方式,更是赤诚投入参与了独立建国“国族建构”的宏图/企图。而《马来散记》的叙事史书写也是当时的畅销书,相当受众。可惜像这样的书写,或许是国情和族群关系的变转,从“马华”的边缘化,“马华”的迷思再到“马华”的“自觉”,近四十年来,中文论述已从“南洋研究”走向“华人研究”。这种研究趋势固然有其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但过于“马华”的结果,也常使自己的视野过于局限在“华人”同温层的狭窄框框而“不自觉”,而其半学术半评论的书写,常使其华人史沦为一部部“贡献史”、“悲情史”和“奋斗/斗争史”的概念式书写。这种“马华”“自觉”中的“不自觉”,是有待吾等中文学人超越突破的。
不论是东南亚研究,还是南洋研究,超脱既有的传统视角是必要的。而这其中,多语言的史料文献参引,以及民俗、传说之记录、搜索,就成了很重要的研究资源。马大文学院院长黄子坚教授曾多次强调,马来西亚的中英文学界华人研究成果应当结合。而我在《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2020)也指出年轻一代学者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既能挥汗走田野,也擅长于网络科技的整合,掌握多语文献资料。既能熟练引用中文资料,也会参照很多英文、马来文、日文的研究成果和官方档案文献。
什么是“新南洋史”?其趋势或许尚不明朗。但若要延续“南洋研究”,它至少需抛开悲情史、奋斗/斗争史与贡献史的概念书写套路。“新南洋史”需要多元视角和多语种的新史料,甚至要有跨域史学的注入。书写者要更理性把握历史情境和历史脉络,了解其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在这些方面,莫家浩和白伟权等这批青年学者的书写是令人期待的。但不论是拜别唐山抑或是臆造南洋,它也不应仅是成为马来西亚之“海外”读者习惯上作为“猎奇”的窥视。如何在历史与传说的南洋书写中,让读者看出更有意思的事物和历史的启示,或许才是莫(家浩)白(伟权)新书出版更实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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