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过年〉,他说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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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谈过小孩过年。在〈阿长与山海经〉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想到明天买来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在〈祝福〉中,他描绘民间对新年的重视:“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1894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为在乡试贿赂考官沦为钦犯后,周家自此没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为节省路费,回家次数有限。在日本留学7年间,更是没有机会享受家乡过年气氛。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教书。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教育总长蔡元培安排鲁迅至教育部任职,此后大事小事日记可见,节日一并标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1917年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与周作人“览厂一遍”,厂甸庙会售卖字画、旧书、古董、手工艺品、年画杂货、各式玩具,鲁迅常去淘货。
1919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初一晚“服规那丸三粒”。同年7月,鲁迅和两位弟弟商量后,卖绍兴祖宅,购置八道湾胡同住所。母亲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处。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祭祖仪式,日记仅见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样单调,除夕“游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记只留四字:“休假,无事。”
鲁迅从家庭所得温暖有限,母亲安排的婚姻以悲剧收场,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闹翻后,春节给他蒙上更多郁闷气氛。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携子来访,留他们午饭。初二下午许钦文来,晚上,他难抑寂寞,“失眠,尽酒一瓶”。
鲁迅对过年不上心,却因为几天假期,起床稍迟,不是逛书店,就是和朋友吃饭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写完〈故乡〉。1924年大年初三,小说〈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又写成〈风筝〉,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别为好友许寿裳、画师望月玉成和台静农书写自撰诗三首。
组织家庭后心态变化
1927年和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鲁迅“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农历呼声不绝于耳,激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比农历科学,不改变即无法接轨国际。起先有圜转空间,阳历、农历并用,后来发现效果不彰,遂下重药。国民政府在1929年,坚决废除农历,推行阳历,新年假期改在阳历1月1日至3日。农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移至阳历元旦。报章社论甚至喊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农历新年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辞旧迎新根深蒂固,非阳历所能取代。农历变“废历”,老百姓顿时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鲁迅写信对友人黄源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组织家庭以后,鲁迅心态变化。1934年春节他“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鲁迅放鞭炮始于1933年周海婴4岁时。那年除夕夜,他“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他爱看孩子嬉戏。
鲁迅1934年所写〈过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农历新年被压迫。可喜纪念节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他说农历新年是自家东西,格外庆贺,“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的〈答客诮〉。对孩子没有感情未必是真豪杰,怜爱孩子不见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鲁迅解释简单哲理。他说兴风狂啸的老虎,也会边走边回头,看顾小老虎。
春节习俗不少,若无情字围绕,无家人加持,无小孩笑声,一切逊色。看电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当然鲁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间的岁月原来如此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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