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大年初二魯迅寫〈過年〉,他說不過舊曆年已經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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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談過小孩過年。在〈阿長與山海經〉說“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自然要數除夕了。辭歲之後,從長輩得到壓歲錢,紅紙包著,想到明天買來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在〈祝福〉中,他描繪民間對新年的重視:“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著‘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
1894年魯迅祖父周福清因為在鄉試賄賂考官淪為欽犯後,周家自此沒落。魯迅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時,為節省路費,回家次數有限。在日本留學7年間,更是沒有機會享受家鄉過年氣氛。
1909年魯迅回國,先是教書。1912年經許壽裳推薦,教育總長蔡元培安排魯迅至教育部任職,此後大事小事日記可見,節日一併標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貽餚一器、饅首廿”,1917年除夕“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與周作人“覽廠一遍”,廠甸廟會售賣字畫、舊書、古董、手工藝品、年畫雜貨、各式玩具,魯迅常去淘貨。
1919年除夕“背部痛,塗碘酒”,初一晚“服規那丸三粒”。同年7月,魯迅和兩位弟弟商量後,賣紹興祖宅,購置八道灣衚衕住所。母親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處。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飲酒,放花爆。”祭祖儀式,日記僅見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說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樣單調,除夕“遊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記只留四字:“休假,無事。”
魯迅從家庭所得溫暖有限,母親安排的婚姻以悲劇收場,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鬧翻後,春節給他蒙上更多鬱悶氣氛。1924年除夕夜,魯迅“飲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攜子來訪,留他們午飯。初二下午許欽文來,晚上,他難抑寂寞,“失眠,盡酒一瓶”。
魯迅對過年不上心,卻因為幾天假期,起床稍遲,不是逛書店,就是和朋友吃飯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寫完〈故鄉〉。1924年大年初三,小說〈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譯《出了象牙之塔》兩篇,又寫成〈風箏〉,初二“夜譯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譯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別為好友許壽裳、畫師望月玉成和臺靜農書寫自撰詩三首。
組織家庭後心態變化
1927年和許廣平同居後,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魯迅“同三弟及廣平往明星戲院觀電影〈瘋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廣平往愛普廬觀電影。”
辛亥革命以後,廢除農曆呼聲不絕於耳,激進知識分子認為陽曆比農曆科學,不改變即無法接軌國際。起先有圜轉空間,陽曆、農曆並用,後來發現效果不彰,遂下重藥。國民政府在1929年,堅決廢除農曆,推行陽曆,新年假期改在陽曆1月1日至3日。農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貼春聯等習俗,移至陽曆元旦。報章社論甚至喊出“不過陽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號。
農曆新年有濃厚的文化內涵,辭舊迎新根深蒂固,非陽曆所能取代。農曆變“廢歷”,老百姓頓時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魯迅寫信對友人黃源說:“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曆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組織家庭以後,魯迅心態變化。1934年春節他“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魯迅放鞭炮始於1933年周海嬰4歲時。那年除夕夜,他“買花爆十餘,與海嬰同登屋頂燃放之”,他愛看孩子嬉戲。
魯迅1934年所寫〈過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農曆新年被壓迫。可喜紀念節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興也不能發揚。幾經防遏,幾經淘汰,什麼佳節都被絞死。”他說農曆新年是自家東西,格外慶賀,“不能以封建的餘意一句話,輕輕了事的。”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這是魯迅的〈答客誚〉。對孩子沒有感情未必是真豪傑,憐愛孩子不見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魯迅解釋簡單哲理。他說興風狂嘯的老虎,也會邊走邊回頭,看顧小老虎。
春節習俗不少,若無情字圍繞,無家人加持,無小孩笑聲,一切遜色。看電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當然魯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間的歲月原來如此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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