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华人新村列世遗” 伊组织促倪可敏辞职

谈到地方政府的问责体系，难免要重提人民第三张神圣选票，以及恢复地方政府选举的课题。先进民主的繁华城市如纽约，市长都是人民票选的公仆。

过去，城市选民的政治问责意识深厚，早就先知先觉，上世纪70年代之前地方选举，多数皆由反对党及非土著代表胜出，因而引起土著在地方选举被民主程序边缘化的恐惧感。

历史流程大致可浓缩如下：1963年印尼反对创立马来西亚而展开“对抗”（Konfrontasi），局势不安，联邦政府通过1965年紧急状态（暂停地方政府选举）条例及修正案，暂时搁置地方议会选举。

自那时起，我国就不再执行地方政府民选，国州议会投票权之外的第三张选票，从此被冷冻。

1965年，联邦政府设立纳哈班皇家调查委员会，探查地方政府的民意去向，报告书内容是建议政府继续举行地方选举，但报告书在1967年向公众亮相时，地方选举续被冻结至今。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实施后，我国可说只剩城市与乡区两种地方政府种类，全是官僚委任而非第三票民选。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共有158个地方政府，其中分为3个市政局（吉隆坡、北古晋、亚庇）、17个市政厅、41个市议会、92个县议会，以及5个特别地方政府。恢复地方选举，可从基础设施发达、交通通讯完善、民意互动高昂的20个市政局/市政厅开始。

恢复第三选票与地方选举，曾是安华政治集团人民联盟（2008年成立但从未注册、2015年解散）及希望联盟（2015年成立至今）的政治宣言，前后辗转17年，不但效仿国阵冷落地方选举，反而多般推搪责任。

回想地方政府体制被官委人员占据民权至今逾60年，官僚体系内舞弊滥权丑闻历久不息。

再回到2015年916茨厂街“红衣人”示威事件，据洪细弟说辞，当时大部分议员和政治人物都未出面协助，幸亏时任总警长同意出动镇暴警察采取戒备。

最终，洪细弟转向时任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求助，在“红衣人”示威9天后携同夫人亲临茨厂街，并发表中国政府法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极端主义的言论，才把纷争平息下来。

若与当朝政客与众喽啰骑劫茨厂街中文牌楼事件的口水战对比，格局是多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