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立.从最低薪金制到渐进式薪金制的意义

虽然最低薪金制在推动经济转型上有其贡献，但它的弊端也随着多次调整变得更为明显。它提高了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却忽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实行最低薪金制在我国已有超过10年的历史并经历过多次调整，从2012年的900令吉，2016年的1000令吉，2018年的1100令吉，2020年的1200令吉再到2023年的1500令吉，贯穿与推动了我国经济架构的各种重要变化。

最低薪金制的推行以及每次调整都会为市场带来冲击，而最新的调整幅度更是高达25%。许多人也在因此疑惑，推行这制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们从我国经济的一些历史开始解答这问题。

我国在1970年后有着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工业化。通过调配更多资源发展我国的工业领域以及随后把握了80年代日元升值的机遇，我国在90年代初期至中期时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当其时，我国平均经济成长高达9.5%，远高于同时期世界平均成长的2.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成长的3.2%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成长的3.4%。也就是在这时期，我国政府雄心壮志地提出了2020宏愿，希望我国能稳步踏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经济发展趋势，如在此后的2001至2010年间的平均经济成长降为4.5%。

为了重振经济发展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此概念于2007年第一次被提出），我国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如新经济模型等，政府希望我国经济能逐渐从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模型转向依赖资本、知识、科技的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模型，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此背景下，经济转型对公共领域和私人企业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策略。但我们也面对着一个问题，当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低廉并且改变与转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缺乏足够动力的情况下，让企业主动地冒险改变谈何容易。

而最低薪金制就是各种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政策里的一环。 最低薪金除了直接提升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并拉高经济体里平均收入以外，其也提高了各种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生产线的成本，而多次向上调整则更进一步加剧此情况。上涨的成本就减少了该模型与依赖资本、知识、科技生产模型的成本差距，降低了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模型的吸引力。考虑到最低薪金有可能在将来继续上调，这就鼓励，甚至逼迫企业进行转型以规避此类模型在未来面临更高昂的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