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立.從最低薪金制到漸進式薪金制的意義

雖然最低薪金制在推動經濟轉型上有其貢獻，但它的弊端也隨著多次調整變得更為明顯。它提高了尤其是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卻忽略了生產效率的提升。

實行最低薪金制在我國已有超過10年的歷史並經歷過多次調整，從2012年的900令吉，2016年的1000令吉，2018年的1100令吉，2020年的1200令吉再到2023年的1500令吉，貫穿與推動了我國經濟架構的各種重要變化。

最低薪金制的推行以及每次調整都會為市場帶來衝擊，而最新的調整幅度更是高達25%。許多人也在因此疑惑，推行這制度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我們從我國經濟的一些歷史開始解答這問題。

我國在1970年後有著一個重要的經濟轉型：工業化。通過調配更多資源發展我國的工業領域以及隨後把握了80年代日元升值的機遇，我國在90年代初期至中期時迎來蓬勃發展的時期。當其時，我國平均經濟成長高達9.5%，遠高於同時期世界平均成長的2.5%，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成長的3.2%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成長的3.4%。也就是在這時期，我國政府雄心壯志地提出了2020宏願，希望我國能穩步踏入高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打斷了包括我國在內的經濟發展趨勢，如在此後的2001至2010年間的平均經濟成長降為4.5%。

為了重振經濟發展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此概念於2007年第一次被提出），我國提出了經濟轉型的戰略目標。通過一系列的經濟計劃，如新經濟模型等，政府希望我國經濟能逐漸從依賴低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模型轉向依賴資本、知識、科技的高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模型，從而推動經濟發展。

在此背景下，經濟轉型對公共領域和私人企業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長期策略。但我們也面對著一個問題，當低技能勞動力的成本低廉並且改變與轉型充滿了不確定性，在缺乏足夠動力的情況下，讓企業主動地冒險改變談何容易。

而最低薪金制就是各種為了應對這一現象政策裡的一環。 最低薪金除了直接提升勞動力（尤其是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並拉高經濟體裡平均收入以外，其也提高了各種依賴於低技能勞動力生產線的成本，而多次向上調整則更進一步加劇此情況。上漲的成本就減少了該模型與依賴資本、知識、科技生產模型的成本差距，降低了依賴低技能勞動力生產模型的吸引力。考慮到最低薪金有可能在將來繼續上調，這就鼓勵，甚至逼迫企業進行轉型以規避此類模型在未來面臨更高昂的生產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