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来说,还是要进行更多跨种族的学术及文化交流,让其他族群更了解新村的历史文化和申遗价值,以缔造共识和减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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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村申遗成为火热的政治议题。巫青及马来右翼团体群起反对房地部将新村申遗的建议,一些马来学者也认为新村涉及马共黑历史,所以申遗不合理。
新村的历史,无疑有深深的冷战烙印,牵动着我国敏感的种族神经线。在新村申遗议题陷入政治争议之际,我们可先看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有关村落申遗的先例。
从UNESCO官网上公布的全球文化遗产名单中可看到,马来西亚被列入的项目共有四个,其中东马的姆鲁国家公园和京那巴鲁国家公园,都属于自然文化遗产;而霹雳州玲珑谷的史前人类考古遗迹,以及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的古城遗迹,则属于历史文化遗产。
纵观UNESCO有关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有关村落的部分,绝大多数都是中世纪或更历史更久远的遗址,如中国的皖南古村落、日本的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落、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村落等等。
至于有关冷战的文化遗产,目前还没出现在UNESCO名单上,但有关二战和近代的“大屠杀记忆”遗址,则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在新设的“记忆遗产”项目里,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波兰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以及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纪念地。
和我国新村同样有着冷战烙印的村落,比较类似的就属台湾的眷村。国民党在中国内战失利和迁台后,在台湾各地设立眷村,安置从外省来的军人、警察及其他公务员的家眷。对本省人而言,眷村是外来政权人员的聚集地,也是压制本省人的象征。近年来台湾也有学者和政治人物推动眷村申遗的计划,但因涉及到省籍情结和省籍冲突,加上眷村主要是蓝营票仓,掌权的绿营也缺乏推动申遗的动力,目前仍存有政治博弈和各方争论。
台湾也有学者提到,许多眷村因为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变迁,已经失去原本的初始样貌,所以必须走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将眷村的文化和精神传承下去。
UNESCO名单中的各国古村落,多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而我国的数百个新村,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着多元多样的不同面貌,要划一来申遗,存有技术上的难题。例如,在吉兰丹州,就有部分新村是以马来人或暹罗裔占大多数,华人反而是少数。另外,有些靠近城市的新村,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早已和城市融为一体,要找出真正的“原生态”新村,肯定不切实际。所以,除了找出摸得着的物质实体,如部分新村的古老“样板屋”,更重要的是从当地的民俗庙会活动中,开拓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近年来来自台湾的“社区营造”、“地方创生”和“文创产业”的模式,在我国也极为盛行,新村的大型博览会也进入城市的购物商场和公众视野中,卖点主要集中在吃喝玩乐和土特产销售,站在营造旅游收益的商业角度来说,也无可厚非。但长远来说,还是要进行更多跨种族的学术及文化交流,让其他族群更了解新村的历史文化和申遗价值,以缔造共识和减少争议。
有些人以旅游经济价值来为新村申遗辩护,但有关冷战遗绪和种族主权的论争,肯定会不绝于耳。就让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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