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杰隆.从规划史看华人新村

新村里的华文源流学校越办越好，庙宇香火鼎盛，宗教祭祀活动丰富，节庆越来越多人参与，这才是马来西亚新村聚落的精髓，也是要让全世界看得见的独特之处，因为放眼其他国家，并无法完全复制。

“规划”这门学科或专业在马来西亚的“出现”，以及规划作为一门可被“理性”、“科学”和“量化”的手段来看待，大概只有约100年的历史。直至1921年，英殖民政府才任命了首位在马来亚半岛的官方城市规划师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并成立了现有隶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大马城乡规划局。1920至30年代查尔斯里德在雪兰莪新古毛着手规划的新城镇，是马来亚半岛第一座具系统性“规划”出来、井然有序的城镇。

但是，若要数英殖民时期最大的“规划”工程，则理应非华人新村计划莫属。始于1948年的华人新村计划，不仅是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半岛最早期具系统性、积极介入并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且不论其移置规模、新村数量（超过400个）和移置人口总数（逾50万人），放在当时亚洲周边地区作比较，都可说是相当庞大，移置聚落不仅涵盖城市，也包括郊区的农渔村。直到下一波在我国具类似大规模的新城镇计划和人口移置，并同样带有维持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规划”，已是1960至70年代由联邦土地发展局推动的垦殖区计划。

更广义而言，华人新村计划也可算是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半岛实施对人口控制和聚落发展的最大规模“住宅政策”。因为这期间，英殖民政府在城市里的公共住宅规划只有零星少量的地方政府福利住宅（council house）和公务员宿舍。

然而，华人新村经历不同时期的政经时局发展演变至今，以及国家自独立后从“积极介入”转向“消极发展”新村，不论是新村内的人口分布、族群、年龄、地景面貌、建筑形态、经济产业等，其纹理在今天已经产生非常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地区的新村更为显而易见——人口老化、弱势人口集中、违建工厂和仓库泛滥、基础建设投入不足等。此外，新村的边界因为城市蔓延早已模糊，而新村的范围也在城市更新大旗和推土机碾压下早已碎片化。

但坚持不变的是，每一个新村总有好几股纵横交织凝聚在地邻里生活和精神的非正式网络（informal networks），就算长期在缺乏政府支援和制度化拨款下，也能摸索出一套“自治系统”，透过出钱、出力、出人，确保了新村的自立更生，奠定了新村内具多元、异质、丰富和活化的宗教信仰、祭祀、节庆、艺术、民俗传统乃至美食特产，这些皆并不全然起源自或继承自祖辈的中国，而更多已伴随在地生活时间产生变革或融合，发展成具有特殊性的在地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