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傑隆.從規劃史看華人新村

新村裡的華文源流學校越辦越好，廟宇香火鼎盛，宗教祭祀活動豐富，節慶越來越多人參與，這才是馬來西亞新村聚落的精髓，也是要讓全世界看得見的獨特之處，因為放眼其他國家，並無法完全複製。

“規劃”這門學科或專業在馬來西亞的“出現”，以及規劃作為一門可被“理性”、“科學”和“量化”的手段來看待，大概只有約100年的歷史。直至1921年，英殖民政府才任命了首位在馬來亞半島的官方城市規劃師查爾斯里德（Charles Reade），併成立了現有隸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大馬城鄉規劃局。1920至30年代查爾斯里德在雪蘭莪新古毛著手規劃的新城鎮，是馬來亞半島第一座具系統性“規劃”出來、井然有序的城鎮。

但是，若要數英殖民時期最大的“規劃”工程，則理應非華人新村計劃莫屬。始於1948年的華人新村計劃，不僅是英殖民政府在馬來亞半島最早期具系統性、積極介入並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規劃”，且不論其移置規模、新村數量（超過400個）和移置人口總數（逾50萬人），放在當時亞洲周邊地區作比較，都可說是相當龐大，移置聚落不僅涵蓋城市，也包括郊區的農漁村。直到下一波在我國具類似大規模的新城鎮計劃和人口移置，並同樣帶有維持政治統治正當性的“規劃”，已是1960至70年代由聯邦土地發展局推動的墾殖區計劃。

更廣義而言，華人新村計劃也可算是英殖民政府在馬來亞半島實施對人口控制和聚落髮展的最大規模“住宅政策”。因為這期間，英殖民政府在城市裡的公共住宅規劃只有零星少量的地方政府福利住宅（council house）和公務員宿舍。

然而，華人新村經歷不同時期的政經時局發展演變至今，以及國家自獨立後從“積極介入”轉向“消極發展”新村，不論是新村內的人口分佈、族群、年齡、地景面貌、建築形態、經濟產業等，其紋理在今天已經產生非常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城市地區的新村更為顯而易見——人口老化、弱勢人口集中、違建工廠和倉庫氾濫、基礎建設投入不足等。此外，新村的邊界因為城市蔓延早已模糊，而新村的範圍也在城市更新大旗和推土機碾壓下早已碎片化。

但堅持不變的是，每一個新村總有好幾股縱橫交織凝聚在地鄰里生活和精神的非正式網絡（informal networks），就算長期在缺乏政府支援和制度化撥款下，也能摸索出一套“自治系統”，透過出錢、出力、出人，確保了新村的自立更生，奠定了新村內具多元、異質、豐富和活化的宗教信仰、祭祀、節慶、藝術、民俗傳統乃至美食特產，這些皆並不全然起源自或繼承自祖輩的中國，而更多已伴隨在地生活時間產生變革或融合，發展成具有特殊性的在地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