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酒店的时候我和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即使是二加一床位的房间,早餐券也只给两个位子,自然是留给两位大人的。如果我真的开口要。父母中的一人也必会退让或考虑加钱买早餐券,不过我从来都不会这么说。”——蔡晓玲《洞·早餐》
读到这段文字,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些盛在洁白瓷碗,反映着晨阳,精美丰富的酒店早餐。酒店早餐,几乎成了美好童年的代名词,象征着不再复返的往昔时光。那时,我和妹妹总会满心期待而愿意早起。我穿着曼联客队的黑色球衣,她身着一身粉红裙子外搭寒衣,在父母的牵挽之下,走到酒店大厅一侧的餐厅吃早餐,转动行旅次日的第一个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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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C开头的酒店的自由餐选择多元。因为常去,我早已理出取餐路线,拟定流畅的流程表——第一轮先拿火腿、炒饭、香肠和马铃薯角;第二轮拿烤面包,白面包安静地穿过一道烫热的隧道,掉在铁制托盘时焦度适中,没有在家烤面包所面对的烧焦之忧,面包酱应涂果酱而非南洋咖啡店常见的咖椰;第三轮全壳碎片(koko krunch)和星星脆片(Honey Star)。家人大多有乳糖不耐症,所以只有享用酒店早餐时,我才有机会模仿电视广告所演示的吃法,搭配冷冷的低脂牛奶将它们一饮而尽。水果是句点,父亲席间郑而重之地告诉我们,水果环节之后便不可再拿食物。
离座取餐,从来不担心位子被人占据,因为服务员会在餐桌齐整摆放刀叉,其他住客自能会意。C酒店的早餐,既好吃又样式繁多,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占据我和妹妹心中无可取代的位置。两层楼高的落地窗,清晰可见吉隆坡轻松恬静的假日晨景。阳光温热地自对面高楼反射进来,轻快铁悠悠驶过,影子掠过几桌正在进餐的洋人。他们总是正襟危坐,规规矩矩操作刀叉,餐具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听起来格外开胃。
早餐券只有两张,妹妹免费,我则需要另外购买。某次由于沟通失误,家人少买一张餐券以致我被挡在门口。心急之际,外籍保安只是摇一摇头,摆一摆手便示意我们低调入场。原本也为这一段吃“霸王餐”的经历感到羞愧,却从蔡晓玲的文章中读到其父母从餐厅打包咖哩角予她的轶事——“8点以前他们就会回来了。母亲拿着面纸包起的咖哩角给我吃,还是温热的,配着酒店提供的茶。”不清楚作者父母吃的,是否同为禁止打包的自由餐,然而我总是喜欢规则和框架以外的自在和温情。
每次退房都万般不舍
一家四口的旅行,往往只有两天一夜,地点选在购物广场林立的吉隆坡,行程千篇一律。频频南下吉隆坡,只因父亲以逆向思维推敲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种族的“新年”,吉隆坡都会变成空城,最适合度假。我们和全国人驶在不一样的方向,意气风发地在高速公路驰骋,笑看另一个方向的车龙无比漫长臃肿。黄灯灿灿排成一条巨龙,我们暗自庆幸自己不是其中一片愤怒的鳞片。
相簿中有一张家人总是反复回味,借机嘲讽我和妹妹的照片。照片中,我和妹妹站在酒店大厅合照。我泪眼婆娑,无视镜头,眼神直勾勾望向照相机之后的某个定点,而妹妹早已嚎啕大哭,手中握着“请勿打扰”的纸牌。兄妹俩为了离开酒店而黯然神伤,如今回看倒是可爱意味更浓些。因为喜欢住酒店,我和妹妹会为每一家酒店的厕所、泳池、早餐、大厅、床褥打星,那是网上订房系统还未普及以前,早已在我家中流行的打分制度。
我和妹妹,总是泪眼汪汪地与酒店作别。酒店豪奢的装潢烘托假日氛围,纵容着日常轨道以外的放野。小小年纪就知道通过旅行和无聊的现实生活作分割,所以每次退房都会挑起心中的万般不舍。车子驶出吉隆坡收费站,城市逐渐后退,变小。父亲叫我们和吉隆坡挥手道别,那是那个年纪需要面对的最深沉的离愁。当时吉隆坡的高楼还不如今天密集,但是作为小孩的我们也懂得感应车子已经驶离都城的边界。
为了多姿多彩的首都生活,妹妹如今到吉隆坡上学上班。或许是父母的薪金跟不上百物上涨的速度,C酒店不再像从前那般便宜。我们改住其他酒店,隔日再送她回到居所。一家人分开两地,我们反倒不再哭泣。心中的沉重,仅仅化成早餐席间的沉默,抑或是一些玩笑和莫名奇妙的怪叫,借以排解心中的别绪。
蔡晓玲在散文中写道,长大后她想要赚钱,吃酒店早餐,让名厨师把煎蛋放在她的盘子上。但是如她所言——“真正成长和想像不同”——我如今住酒店不再点选“附加早餐”此一选项。如果从实际角度出发,这无疑是更加理智务实的决定,毕竟去往异乡,就该尝试道地美食。制式的酒店早餐从来都不具有灵魂。“世界就在指端”的年代,小红书、IG、脸书轻易推送“隐藏版早餐地点”等资讯,酒店早餐已经不合时宜,甚至也不太有人想要入住过度铺张的酒店。然而,出门旅行,我始终倾向那类备有早餐的老派酒店,倒不是为了当一个老爷让人服侍,而仅仅是为了召唤一段褪色的童梦……时代变迁,不知今日的早餐厅入口,是否还会站着默许没票的孩子入场的外籍保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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