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领域,有所谓“南洋风”,有其画风主张,有其学理脉络,“南洋”与“本土”与“现代”结合。在教育领域,有所谓的“南(洋)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一些精神元素是一般“纯西学”或纯语言教学所无法替代的。至于在学术界,欲了解南洋研究,得回到南洋学会的成立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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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的一八四一出版社为大马两名青年学者(莫家浩和白伟权)出版了他们的专书,并被该台湾出版社标榜为“新南洋史”。不管这用词恰当不恰当,既然标榜“新南洋史”,即要有新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却也应当要有“南洋研究”的学术传承。新与旧不应一刀切,截然二分,否则何需再套用“南洋”一词?
但要传承什么呢?“南洋”一词,最初很明显就是一个中国视角。其之所以南洋,是中国视角的向南看。在东南亚各国早已建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当下,何苦还要来个“再南洋”?
“南洋”还有意义吗?我认为还是有的。在艺术领域,有所谓“南洋风”,有其画风主张,有其学理脉络,“南洋”与“本土”与“现代”结合。在教育领域,有所谓的“南(洋)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一些精神元素是一般“纯西学”或纯语言教学所无法替代的。至于在学术界,欲了解南洋研究,得回到南洋学会的成立及其团队。
而谈南洋学会,自然离不开许云樵。可惜世人多只记得许云樵在东南亚历史地理古地名的对音考辨,其实这一块是他浪费太多精力,也是其学术成果最薄弱的一环。一来以对音考地名,受限于语音变化和历史地理的变迁,向来不准。而且同音近音的地名,在东南亚不只一处,难以认定此对音就是指彼地名。其二,许云樵的“南洋生活”及其南洋的接触面主要还是在新马(或及泰国),对东南亚其他地方的认知和考察还是不足的。以致其东南亚古地名的对音考辨多以新马为中心,这显然是有偏颇的。例如针对《汉书》卷廿八下〈地理志〉记述的都元国,许云樵主张就是今大马半岛登嘉楼的龙运。但学界却有不同的论断。厦门大学韩振华考究都元国应是在越南南圻一带,另,姚楠、陈佳荣和丘进等则考订都元国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个城市。
但若认真看待许云樵的学术成果,其实他是南洋研究的多面手。许云樵研究大伯公、对《马来纪年》马六甲王统的考实,以及他引用《历代宝案》以英文书写满剌加(马六甲王朝)和琉球的交易史的论文,很多课题和领域是他开风气研究。很可惜后来者能在他研究基础上再扩展的,并不多。许云樵对方言音和南洋华语俚俗的研究,那才精彩。而他的地方史(非仅地方“华人”史)研究(如北大年史)也很扎实。我们谈论许云樵,看见的不能只是他的“都元”、“蒲罗中”等地名对音考辨和争执。许云樵的南洋研究,是跨族群(非仅华侨华人)的研究,其所涉猎和引用的材料和论文书写也非限局于中文文献和中文书写。许云樵的识见能耐及其学术成就,也正和当下本地大专中文系的“华人研究”格局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洋学会发起人还有一个韩槐准。早在1930年代,韩槐准就对遗留在东南亚的中国陶瓷产生兴趣,到处搜集考察,先后在《南洋学报》发表〈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旧柔佛出土之明代瓷器研究〉。又在1959年以他25年来的搜集和研究心得,写了一本《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这本虽仅一百余页,附插图68件的小书,却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的最早一本中文专著。
南洋学会同仁还是一个可以“谈学问”的民间学术团队。他们自筹资金出版学术书籍,办《南洋学报》,义务编辑。不仅勤于研究,也热衷讨论。1950年代,他们以韩槐准居屋作为学术交流的园地。这居屋取名“愚趣斋”,其实也是一个果园,研究学人喜欢在这里种植,特爱红毛丹。陈育崧在《南洋学报》曾如此写说:“愚趣斋中,沉荫底下,畅啖红毛五月丹……主人又出所藏之唐宋元明清陶瓷器皿,珍品碎片,什然前陈,大谈其南洋陶瓷史,而华侨史,而大伯公考,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这是南洋学会仝人的风趣。十几年来,白云苍狗,风风雨雨,都打不断我们这股傻气。”
他们之间,性格各异,也各有个性和己见。学术论点不同、认知不一,却是可以谈学问、做朋友的一批傻瓜。今天,不管南洋新不新,那股相互尊重、相互鼓励的傻气,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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