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青年／文化说】从週刊到季刊，《学海》让阅读更具深度

他认为，随着阅读口味的改变，我们必需随着改变，而且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人们的观念，对青少年可能产生更多的改变，形成想做就做的冲动型性格，所以我们更要学习及掌握年轻人的阅读心态，并在迎合与引导年轻人阅读之间取得平衡。

“《中学生》电子版邀请独中生网上座谈，以小专题或时下关心的课题为吸睛点，因为年轻人不看你写的，所以我们要抓重点，不论纸媒或影音，抓住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他劝请学生刊物工作者不要迷失在眼前，而失去关怀社会的责任，毕竟报馆需要扮演社会教育的角色。

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透过各种实体的活动如写作营或文艺营，不但可以重新建立连结，还能引导年轻人正确的阅读方式。

“现在更需要的是接触，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少。我觉得关系是持久，影响力也是持久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接触和谈话的温度，而多办一些文艺营。我们应该反省自己是否有更努力去接触，然后相信温度带来的一些体验，证实年轻人有这个需要，不然他们就会冷漠，只顾着看手机。”

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兼《学海》前主编曾毓林

《学海》，文化教育的珍贵版图

星洲日报《学海》周刊是许多人成长过程中，一份非常熟悉的平面教育刊物，其内容丰富但不沉重的知识文化，轻松又不失深度的活动与资讯，陪伴青少年走过青涩的岁月。然而，经历互联网时代的巨大变迁，创刊30年的《学海》与很多平面刊物一样，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作为教育文化的推手，星洲日报始终没有放弃《学海》，从2024年4月起，《学海》不再是周刊，而是转型为每3个月出版一次的季刊。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始终是生活上必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电子化的AI速食阅读大时代，《学海》要如何走下去，以期适者生存，而我们的坚持与努力，又可以持续多久？
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兼《学海》前主编曾毓林邀请了2位曾经负责校园刊物的教育工作者，即《中学生》主编张永庆校长与《好学生》主编锺宝颜，联同前《学海》主编曾翎龙、前副主编梁靖芬、现任主编王国刚及曾经是《学海》忠实读者的卢姵伊，让老中青三代一起交流与探讨，如何为《学海》谋求全新的出路。

曾毓林强调，《学海》的本质是星洲日报为了栽培学生记者及未来媒体人而设，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海》读者减少又不赚钱，但星洲日报秉持的社会责任，不能因此失去《学海》这一块文化教育的珍贵版图。

他说，这次的交流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探讨过去，展望未来，了解国内校园刊物的成长与衰退；二是探讨当今年轻人的阅读取向，以期在迎合市场需求与坚守社会责任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

锺宝颜／《好学生》主编

《好学生》不敌互联网

《好学生》是七八十年代相当火红的学生刊物，亦是国内学生刊物的开山鼻祖，其首创的“小记者制度”，可说是往后《学海》学生记者的原型。

从台湾远嫁大马的锺宝颜，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其已故丈夫陈毓平于1972年创办《好学生》半月刊，一年后她嫁来大马，并担任其助理，夫妻联手把《好学生》经营成为当时校园最响亮的学生刊物。

“我当时发现这里没有学生刊物，小孩没有东西看，我丈夫也是新闻系出身，在报馆工作。经过市场上的了解，我们认为要给学生读物，就与几位朋友全马跑透透，拜访学校的校长，并获得校长和老师们的积极回响与支持。”

她说，《好学生》是国内最先进军校园的学生刊物，当时的年代乃“文化沙漠”，市面上缺乏阅读刊物，所以《好学生》广受欢迎，巅峰期销售量达5万多份，并销售至东马。有些学生没钱购买一份60仙的《好学生》时，老师还会允许他们赊账。
“我们是连发行也一脚踢，到各州找代理，然后用报车运送，以最快速度送达。《好学生》出版了26年，最终败在互联网之下。”

锺宝颜披露，《好学生》是提供给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的学生阅读，刊物内特设“小记者专页”，出题投稿，并拟定小记者制度及前往各地举办小记者座谈会，鼓励学生申请成为小记者，并可凭着写稿表现而晋升为优秀小记者。曾毓林就曾经是《好学生》小记者。

“我觉得读者的参与度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看故事书，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正餐以外的水果，学校的功课是正餐，我们则供应水果。”有鉴于此，《好学生》设立读者投稿区之余，亦提供各种活动，占据了整份刊物一半的内容，这包括造句、看图识字及漫画等等。

她补充，在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国中生比独中生的投稿更踊跃，而且当时加入漫画还遭受一些校长的极力反对，认为漫画对学生的身心无益，几经辛苦劝说是世界儿童漫画，才成功说服校长。

曾翎龙／文教部主任兼《学海》前主编

编辑与读者渐行渐远

曾翎龙指出，大马目前最缺乏的是可以撰写长篇，又有内涵与深度网络文章的人才，所以我们应该去开拓这一片版图，之后逐渐会有更多人经营。

他说，目前国内有很多人在经营网络上的梗图、搞笑或娱乐成分的影像，而中国及台湾则是影像与文字并重，达致两者平衡的情况。
“若一味地迎合读者，我们很快会被淹没，很难建设下去，因为他们看了也没有太大的印象，而且太多人在做，反而经营深层的东西，比较可以留得住读者，经营起来比较有成果的累积。”

曾翎龙大学毕业后，在星洲日报《学海》担任编辑及主编，过去15年来，他发现编辑的形象一直在转变，从跟读者有很强的互动，逐渐变成互动越来越少，而且编辑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与学生渐行渐远。

他披露，他初期在《学海》里介绍很多他的偶像歌手给读者认识。“那个年代，编辑会把自己的喜好放进去，从而引导学生来影响一代人。”

他说，当时的编辑比较显形，就如厨师煮菜给顾客吃，顾客可以看到厨师在煮菜，所以读者大略了解每位编辑的性格；惟演化至今，编辑逐渐没有很显形，而是退居幕后，因为读者未必会喜欢编辑所推荐的事物。

“现在的读者是我有自己要看的东西，我未必要跟你。再說，编辑也成长了，喜欢的东西，离中学生更远了，所以也没想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因为距离有了。”

梁靖芬／星洲日报副刊副主任

年轻人抗拒长篇大论

梁靖芬说，学生刊物工作者不需要抗拒影像，而是坦然地接受影像来拥抱年轻人，但同时可以透过影像的内容，对年轻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引导他们去阅读文字。

“我们不要因为你要影像，就全部都给你影像。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除此再给你别的，我们要做的是别的部分。我们要用影像找出还是可以进入文字的读者，而不能讲文字很重要，就塞你很长的文章，这样他们就抗拒了。”

她强调，网络新闻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其实可以对读者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让读者学会分清轻重；例如人咬狗及飞机失事的新闻，篇幅与标题一样大，若在这一方面作出适当的调整，就会让读者有所觉悟。

她认为，学生刊物并非没有读者，而是这些读者都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找出来。“阅读张爱玲的人会比鲁迅更多，但阅读鲁迅的人在社会上拥有的权力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更能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应该寻找这一群人。”

梁靖芬曾经是《学海》90年代的副主编，亦曾是《学海》第六届学生记者，当时互联网及手机尚未盛行，学生对于资讯来源的选择不多，故编辑会依据本身的阅历，把资讯纳入刊物内。
她说，当时学生刊物百花齐放，她透过《学海》的活动及笔友方式广交朋友，彼此之间互相交流，而她亦因为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就把阅读的文本纳入《学海》刊物里，属于非常文学的小众。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与读者交流还是要有的，《学海》有〈编辑的话〉跟读者双向交流，而网络则有〈小编和老编的话〉，我们在做着一样的工作。”

王国刚／《学海》主编

办活动吸引学生参与

王国刚说，我们不能只是把资讯传给学生，而是要走进他们的世界，并在他们的世界里，用他们的方法及他们惯于吸取资讯的方法来传达资讯。

他披露，近几年来《学海》趋向网络化，如脸书及IG，而他也特别加入“只限中学生”的网络吹水站，以真正了解学生阅读的心态与想法。

“吸取资讯的东西还是会有，但媒介不一样，因为网络有他们要看的东西，但要不要看，还是取决于是否对他们有益或纯娱乐的部分。”

他说，随着《学海》从周刊转型为季刊，他们预期会拥有更多时间举办各种活动来吸引学生的参与，亦有更多的时间用在社交媒体上，包括制作视频及活动宣传。他希望这次转型可以更契合学生的方法来接触他们，并提供比较优良的资讯给他们。

卢姵伊／前大将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字是创作的基础

卢姵伊认为，所有创作内容的基础是文字，就算是Podcast及优管等社交媒体，我们都应该让群众了解这些平台背后的基础仍然是文字，让他们知道文字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一直跟着影像的思维跑，我们就会被淹没在影像的大海里。”

她说，当今群众有兴趣知道影像背后或幕后的东西，包括如何制作影像，而她过去就会去了解论坛、部落格是如何设计及操作。

她提到，中国、香港及台湾拥有很多进阶的读者，他们对于文字的要求很高，依赖心很强，并有很好的叙述能力，所以他们可以接受长篇但具有深度的文章。

“他们觉得文字是一个除了影像以外，可以跟他们很贴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培养读者对文字的依赖。”

卢姵伊不但曾是《学海》读者，也是“学海部落”的一员，曾经积极投稿文学作品到《学海》。交流会当天，她携带历年来出版的《学海》刊物，与大家重温当年。她说，当时还是以文字取向为主，但随着影像普遍化，占据大量阅读文字的时间后，就很难找到读者。

她强调，通过举办活动如写作营，学校通知大学生前来参加，参与者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主流是喜欢展现自己的自媒体，而文字取向的小众则不爱展现自己，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