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青年／文化說】從週刊到季刊，《學海》讓閱讀更具深度

他認為，隨著閱讀口味的改變，我們必需隨著改變，而且新冠病毒疫情改變人們的觀念，對青少年可能產生更多的改變，形成想做就做的衝動型性格，所以我們更要學習及掌握年輕人的閱讀心態，並在迎合與引導年輕人閱讀之間取得平衡。

“《中學生》電子版邀請獨中生網上座談，以小專題或時下關心的課題為吸睛點，因為年輕人不看你寫的，所以我們要抓重點，不論紙媒或影音，抓住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他勸請學生刊物工作者不要迷失在眼前，而失去關懷社會的責任，畢竟報館需要扮演社會教育的角色。

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非常重要，透過各種實體的活動如寫作營或文藝營，不但可以重新建立連結，還能引導年輕人正確的閱讀方式。

“現在更需要的是接觸，我們在這一方面做得比較少。我覺得關係是持久，影響力也是持久的，所以我們要相信接觸和談話的溫度，而多辦一些文藝營。我們應該反省自己是否有更努力去接觸，然後相信溫度帶來的一些體驗，證實年輕人有這個需要，不然他們就會冷漠，只顧著看手機。”

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兼《學海》前主編曾毓林

《學海》，文化教育的珍貴版圖

星洲日報《學海》週刊是許多人成長過程中，一份非常熟悉的平面教育刊物，其內容豐富但不沉重的知識文化，輕鬆又不失深度的活動與資訊，陪伴青少年走過青澀的歲月。然而，經歷互聯網時代的巨大變遷，創刊30年的《學海》與很多平面刊物一樣，逐漸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裡。

作為教育文化的推手，星洲日報始終沒有放棄《學海》，從2024年4月起，《學海》不再是週刊，而是轉型為每3個月出版一次的季刊。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閱讀始終是生活上必需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這個電子化的AI速食閱讀大時代，《學海》要如何走下去，以期適者生存，而我們的堅持與努力，又可以持續多久？
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兼《學海》前主編曾毓林邀請了2位曾經負責校園刊物的教育工作者，即《中學生》主編張永慶校長與《好學生》主編鍾寶顏，聯同前《學海》主編曾翎龍、前副主編梁靖芬、現任主編王國剛及曾經是《學海》忠實讀者的盧姵伊，讓老中青三代一起交流與探討，如何為《學海》謀求全新的出路。

曾毓林強調，《學海》的本質是星洲日報為了栽培學生記者及未來媒體人而設，隨著時代的變遷，《學海》讀者減少又不賺錢，但星洲日報秉持的社會責任，不能因此失去《學海》這一塊文化教育的珍貴版圖。

他說，這次的交流會有兩個目的，一是探討過去，展望未來，瞭解國內校園刊物的成長與衰退；二是探討當今年輕人的閱讀取向，以期在迎合市場需求與堅守社會責任之間，可以取得一個平衡點。

鍾寶顏／《好學生》主編

《好學生》不敵互聯網

《好學生》是七八十年代相當火紅的學生刊物，亦是國內學生刊物的開山鼻祖，其首創的“小記者制度”，可說是往後《學海》學生記者的原型。

從臺灣遠嫁大馬的鍾寶顏，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其已故丈夫陳毓平於1972年創辦《好學生》半月刊，一年後她嫁來大馬，並擔任其助理，夫妻聯手把《好學生》經營成為當時校園最響亮的學生刊物。

“我當時發現這裡沒有學生刊物，小孩沒有東西看，我丈夫也是新聞系出身，在報館工作。經過市場上的瞭解，我們認為要給學生讀物，就與幾位朋友全馬跑透透，拜訪學校的校長，並獲得校長和老師們的積極迴響與支持。”

她說，《好學生》是國內最先進軍校園的學生刊物，當時的年代乃“文化沙漠”，市面上缺乏閱讀刊物，所以《好學生》廣受歡迎，巔峰期銷售量達5萬多份，並銷售至東馬。有些學生沒錢購買一份60仙的《好學生》時，老師還會允許他們賒賬。
“我們是連發行也一腳踢，到各州找代理，然後用報車運送，以最快速度送達。《好學生》出版了26年，最終敗在互聯網之下。”

鍾寶顏披露，《好學生》是提供給小學四年級至初中三的學生閱讀，刊物內特設“小記者專頁”，出題投稿，並擬定小記者制度及前往各地舉辦小記者座談會，鼓勵學生申請成為小記者，並可憑著寫稿表現而晉升為優秀小記者。曾毓林就曾經是《好學生》小記者。

“我覺得讀者的參與度很重要，因為這不是看故事書，所以我們的口號是正餐以外的水果，學校的功課是正餐，我們則供應水果。”有鑑於此，《好學生》設立讀者投稿區之餘，亦提供各種活動，佔據了整份刊物一半的內容，這包括造句、看圖識字及漫畫等等。

她補充，在那個“文化沙漠”的年代，國中生比獨中生的投稿更踴躍，而且當時加入漫畫還遭受一些校長的極力反對，認為漫畫對學生的身心無益，幾經辛苦勸說是世界兒童漫畫，才成功說服校長。

曾翎龍／文教部主任兼《學海》前主編

編輯與讀者漸行漸遠

曾翎龍指出，大馬目前最缺乏的是可以撰寫長篇，又有內涵與深度網絡文章的人才，所以我們應該去開拓這一片版圖，之後逐漸會有更多人經營。

他說，目前國內有很多人在經營網絡上的梗圖、搞笑或娛樂成分的影像，而中國及臺灣則是影像與文字並重，達致兩者平衡的情況。
“若一味地迎合讀者，我們很快會被淹沒，很難建設下去，因為他們看了也沒有太大的印象，而且太多人在做，反而經營深層的東西，比較可以留得住讀者，經營起來比較有成果的累積。”

曾翎龍大學畢業後，在星洲日報《學海》擔任編輯及主編，過去15年來，他發現編輯的形象一直在轉變，從跟讀者有很強的互動，逐漸變成互動越來越少，而且編輯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與學生漸行漸遠。

他披露，他初期在《學海》裡介紹很多他的偶像歌手給讀者認識。“那個年代，編輯會把自己的喜好放進去，從而引導學生來影響一代人。”

他說，當時的編輯比較顯形，就如廚師煮菜給顧客吃，顧客可以看到廚師在煮菜，所以讀者大略瞭解每位編輯的性格；惟演化至今，編輯逐漸沒有很顯形，而是退居幕後，因為讀者未必會喜歡編輯所推薦的事物。

“現在的讀者是我有自己要看的東西，我未必要跟你。再說，編輯也成長了，喜歡的東西，離中學生更遠了，所以也沒想把自己的東西放進去，因為距離有了。”

梁靖芬／星洲日報副刊副主任

年輕人抗拒長篇大論

梁靖芬說，學生刊物工作者不需要抗拒影像，而是坦然地接受影像來擁抱年輕人，但同時可以透過影像的內容，對年輕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並引導他們去閱讀文字。

“我們不要因為你要影像，就全部都給你影像。你要什麼，就給你什麼，除此再給你別的，我們要做的是別的部分。我們要用影像找出還是可以進入文字的讀者，而不能講文字很重要，就塞你很長的文章，這樣他們就抗拒了。”

她強調，網絡新聞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其實可以對讀者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讓讀者學會分清輕重；例如人咬狗及飛機失事的新聞，篇幅與標題一樣大，若在這一方面作出適當的調整，就會讓讀者有所覺悟。

她認為，學生刊物並非沒有讀者，而是這些讀者都隱藏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把他們找出來。“閱讀張愛玲的人會比魯迅更多，但閱讀魯迅的人在社會上擁有的權力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更能影響別人，所以我們應該尋找這一群人。”

梁靖芬曾經是《學海》90年代的副主編，亦曾是《學海》第六屆學生記者，當時互聯網及手機尚未盛行，學生對於資訊來源的選擇不多，故編輯會依據本身的閱歷，把資訊納入刊物內。
她說，當時學生刊物百花齊放，她透過《學海》的活動及筆友方式廣交朋友，彼此之間互相交流，而她亦因為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就把閱讀的文本納入《學海》刊物裡，屬於非常文學的小眾。

“無論時代如何改變，與讀者交流還是要有的，《學海》有〈編輯的話〉跟讀者雙向交流，而網絡則有〈小編和老編的話〉，我們在做著一樣的工作。”

王國剛／《學海》主編

辦活動吸引學生參與

王國剛說，我們不能只是把資訊傳給學生，而是要走進他們的世界，並在他們的世界裡，用他們的方法及他們慣於吸取資訊的方法來傳達資訊。

他披露，近幾年來《學海》趨向網絡化，如臉書及IG，而他也特別加入“只限中學生”的網絡吹水站，以真正瞭解學生閱讀的心態與想法。

“吸取資訊的東西還是會有，但媒介不一樣，因為網絡有他們要看的東西，但要不要看，還是取決於是否對他們有益或純娛樂的部分。”

他說，隨著《學海》從週刊轉型為季刊，他們預期會擁有更多時間舉辦各種活動來吸引學生的參與，亦有更多的時間用在社交媒體上，包括製作視頻及活動宣傳。他希望這次轉型可以更契合學生的方法來接觸他們，並提供比較優良的資訊給他們。

盧姵伊／前大將出版社副總編輯

文字是創作的基礎

盧姵伊認為，所有創作內容的基礎是文字，就算是Podcast及優管等社交媒體，我們都應該讓群眾瞭解這些平臺背後的基礎仍然是文字，讓他們知道文字的重要作用。“如果我們一直跟著影像的思維跑，我們就會被淹沒在影像的大海里。”

她說，當今群眾有興趣知道影像背後或幕後的東西，包括如何製作影像，而她過去就會去了解論壇、部落格是如何設計及操作。

她提到，中國、香港及臺灣擁有很多進階的讀者，他們對於文字的要求很高，依賴心很強，並有很好的敘述能力，所以他們可以接受長篇但具有深度的文章。

“他們覺得文字是一個除了影像以外，可以跟他們很貼近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培養讀者對文字的依賴。”

盧姵伊不但曾是《學海》讀者，也是“學海部落”的一員，曾經積極投稿文學作品到《學海》。交流會當天，她攜帶歷年來出版的《學海》刊物，與大家重溫當年。她說，當時還是以文字取向為主，但隨著影像普遍化，佔據大量閱讀文字的時間後，就很難找到讀者。

她強調，通過舉辦活動如寫作營，學校通知大學生前來參加，參與者才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因為主流是喜歡展現自己的自媒體，而文字取向的小眾則不愛展現自己，所以我們要把他們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