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学时候,常会被人问中文系读些什么,前途如何之类的问题。那时不认输,为了维护尊严,找到很多实用理由,并举媒体、教育领域、学术界或政界表现标青例子。如今我看学弟学妹谈中文系毕业生出路,类似心情,问者以功利角度出发,答者以同样思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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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毕业同学有强烈归属感,经常回系探望老师。从前我们引用学长经历,岁月如梭,后来我们也成被参考对象。实实在在我1987年本科毕业后的前面20年,没有面对过职业选择困境。我一味读书,享受图书馆冷气,一切水到渠成。本科毕业后当助教,在郑良树老师指导下读书,完成硕士论文。郑老师离开马大后,慈祥的林长眉老师拔刀相助,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郑老师仍是实际指导者,我论文的校外考委还是由他安排。
当时文学院采取英国制度,分单主修、双主修及副修。单主修学生不多,我那一届13位,之前一届5位,再之前一届14位。我那一届读硕的只有我一位,之前好几年无人问津,再往前推,倒有几位学长一边当中学老师一边读硕。读博者更少,都是未有博士学位的中文系老师。我硕士论文通过以后,很快便当讲师。后来得奖学金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念博,由赵毅衡先生指导。毕业后我重回马大继续书斋日子。
中文系人所为何事?本族人问,外族人也问。我申请大学讲师时,校长泰益·奥斯曼(Taib Osman)上任不久,亲自面试,区区小事由他出马,想来只有一个原因,他来自文学院。校长有慈善相,说话细缓,他问为何以《史记》为研究题目,要我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研究对当代马来西亚的意义。认同问题困扰我多年,他的问题合我口味。我从根的角度切入,分析历史上溯或深化对华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性,无根无以贴切向他族解释自身文化。我用大概10分钟回答,又说我有一篇论文〈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机〉,刊登在中文系1990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第四辑里,以马来文书写,为族群交流献微力。校长听后点头,随后再问教学和以后的研究方向等简单问题。回到中文系办公室,系主任洪天赐老师告诉我过关了。
从容地和古人打交道
研究历史或古典文学,是否应该注意当代意涵或实用价值,困扰着无数中文系人。胡适用英文写博士论文时,在导论中即表明他以《先秦名学史》为题,目的是让国民“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陌生的”。胡适不断强调,他所做的努力不过是希望中国可以更加从容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为他在中国推动科学方法寻找凭借。也就是说,做学问不该闭门造车,即使焦点在先秦,还得有现实依据。
我写论文,虽不一定详列实用动机,但是选题前,心中一样思考现实意义,以避开不食人间烟火的讥讽。相对买书,则自在多了,从不以实用考量,我更在意精神和灵魂的洗涤。我始终清楚,舞文弄墨之余,收获更大的其实是阅读过程中得到的情感熏陶。可能是诗,可能是散文,可能是小说,也有可能是人物传记,一句话,一些小情节,一些动作,都可让我铭记感恩。
幸福,因为有书可读。感受境界之提升,似乎才是中文系人学习过程中最值得珍惜之物。我大部分同学都已经从职场退休,他们大半生学以致用,无愧自己,无愧社会。如今能够不带功利性的目的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享受无用之用,同学们说乐趣更大,我当然点头。事实上,大部分中文系人所经历的学术训练,很难从“有用”的角度审核,因为文学本是以“真善美”和“灵韵”的姿态走入矛盾重重的现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扮演净化现实社会的角色,效果是潜移默化的。
我和几位马大同学春节聚会,大家都说一甲子一眨眼间走完了。如果当初不在中文系念书,此刻会在哪里?
是啊,我们会在做什么呢?
“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此诗作者为悟达,活跃于晚唐期间。据说他5岁时,祖父要他写诗咏花,他边走边想,不过几步,诗就写好。不说5岁咏诗传说真假,就诗而言,值得一读。花开花落,为无常人生写照:花开期间,满树鲜红,花落之后,万枝皆空。最后一朵,明日必然随风飘落。读中文系的人,最大好处是可以从容地和古人打交道,思考生命意义,感受高人智慧。即使白发苍苍,也都会通过阅读让日子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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