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功”的教授,只需要踏踏实实工作,无需牺牲身心健康虐待自己,无需无日无夜过度消耗身心能量(这是拿生命来开玩笑,很不值得),无需以欺诈手段干诸如论文挂名的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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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学术界逾二十年,“青壮年教授猝死”个案时有所闻,不只在世界各国随处可见,也发生在笔者身边多名教授友人。看看谷歌怎么回应随手键入的“教授猝死”搜寻:
2023年12月,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40岁)因病去世。
2023年5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48岁)因病逝世。
2023年4月,天津大学教授(51岁)因突发疾病逝世。
2022年8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心源性猝死(34岁)。
2022年3月,新加坡国大教授(53岁)跑步后不适晕倒,送院途中过世。
2020年3月,海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因病抢救无效死亡(42岁)。
2020年10月,台湾大学教授被发现趴在研究室桌上气绝身亡(50岁)。
2019年9月,澳洲墨尔本大学商学与经济学院教授(53岁)突然离世。
2019年8月,英国巴斯大学有机化学教授(55岁)不幸猝死。
2018年10月,台湾大学教授猝死在宿舍楼梯间(51岁)。
2018年5月,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52岁)晕倒公交车上,再也没醒来。
这些正值青壮年的学者,个个学有所成,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已。
在西方国家,出于尊重逝者的善意,这类新闻一般比较难找到死因;但在东方社会,我们不难在网上找到他们的“非意外死亡”死因,包括心脏病猝死、脑动脉瘤爆裂等突发原因。
其中因心脏骤停所导致的“心因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简称SCD),约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一半,是年轻人的死亡主因之一。在西方国家,SCD占死亡原因的15至20%,但在亚洲区域的SCD数据极为有限。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和阿德莱德皇家医院团队统计了多份研究报告,列出因心脏骤停而猝死的发病率在亚洲各国“每10万人”新病例发生率:中国,41.8例;日本,14.9例;台湾,28.4例;印度39.7例;新加坡20.9例(调查时期1至3年不等)(引2019年1月《Heart, Lung and Circulation》期刊论文)。以这些数据为依据,亚洲国家发病率为每年每10万人约15-20宗;马来西亚人口约3300万,估计每年有约5千此类新病例。
另一个青壮年人猝死的常见原因,是脑动脉瘤(cerebral aneurysm),其中未破裂的动脉瘤(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简称UIA),尤其小于10mm的UIA,一般都没有出现症状;可能的症状包括头痛、癫痫等,发生在大约2%人口中。动脉瘤破裂的后果严重,可能导致显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由于大多数动脉瘤不会破裂,患者一般无症状,也没在例常筛查中被发现,因此常被忽略(引2013年4月《Neurology Clinical Practice》文章)。据报道,本地艺人庄群施也因UIA破裂导致脑出血,而不幸逝世。
根据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于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东南亚人群无症状UIA患病率为3.5%(受试者4572名),其中女性患病率为4.5%,显著高于男性的2.6%;而大多数动脉瘤直径小于5mm(引2017年1月《World Neurosurgery》期刊论文)。
教授为什么早夭?这答案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对身处学术界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来说,这种让血压高攀、加重心脏负担的一周70-80个小时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青壮年学者的突发死亡,就这么发生的。
也就是说,想成为“高成就”教授,就必须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强大心脏”,能天天超过工作,时时面对精神高压。
大学方面也应该设立各种援助计划,来帮助有需要的教授们。除了一般的辅导处和各种纾压课程,大学也可以训练有意支援同事的教授们,让他们具备基本心理健康急救法,多一个舒缓情绪的管道。
想“成功”的教授,只需要踏踏实实工作,无需牺牲身心健康虐待自己,无需无日无夜过度消耗身心能量(这是拿生命来开玩笑,很不值得),无需以欺诈手段干诸如论文挂名的丑事——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棺材里,不会听到前同事和学生在追思会上,念出一大串我们发表过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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