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时任副首相安华赞助召开“伊斯兰与儒家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于1997年出版,2019年再版,2023年出版中译本。这过程中,安华人生跌宕起伏,沦为阶下囚、翻身为在野党领袖,并于2022年登极任相。于是,这会不会是趁热度而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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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30年前的英文书,还有译成中文的必要吗?
这是我读《伊斯兰与儒学:文明对话》时,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我当然知道,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就算得上是经典;经典就有传世的价值。因此,我的疑问也可这么问:这本书算是经典吗?
1995年,时任副首相安华赞助召开“伊斯兰与儒家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于1997年出版,2019年再版,2023年出版中译本。这过程中,安华人生跌宕起伏,沦为阶下囚、翻身为在野党领袖,并于2022年登极任相。于是,这会不会是趁热度而出版的书?
19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过去的左右意识形态对立得到缓解,取而代之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导模式。此论一出,引来各方批评,认为这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寻找新敌人的论调。当年安华提倡“文明对话”,应该是在回应“文明冲突论”。
“亚洲自信”会反效果?
提倡“文明对话”也跟重建亚洲的自信有关。亚洲自19世纪晚期以降陷入长期衰退,被西方远远抛在后头。要迎头赶上,大家都尽可能“向西学习”。日本、中国,乃至中东,莫不如此。提倡“文明对话”,多少能够扭转这种趋势,它所强调的不啻是世界各文明要与西方对话,还要重视非西方之间彼此的对话,从而否定西方霸权、肯定多元文化、建立亚洲自信。这些乐观见解,书中多篇论文都有所展现。
问题在于,当我们建立“亚洲自信”或宣导“亚洲复兴”时,会否不小心走了回头路:为了强调亚洲的“特殊性”而合理化一些今天不合时宜的传统价值?
尽管书中有学者雄心壮志要颠覆西方中心论,但诸家都算理性克制,防堵相对主义的侵入。
例如,钱德拉·穆扎法尔就厘清了两条原则:❶在阐述伊教与儒家的某些价值时,必须区分其中的普遍意义与因地因时制宜的价值。比如在某些历史时刻伊斯兰妇女被严禁参与公共活动,这不属于普遍价值,而是伊斯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男性主导的社会,显然不适合倡导。❷必须确保这些普世精神与价值的全面实施,而非选择性使用或滥用,来合理化政客的自身利益。
以此来看,这本书尽管难以摆脱安华个人色彩,但诸家在促进“文明对话”时的确触及核心的学术课题,从而不仅仅是一本会过时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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